B区的机密附件里。
贺知舟拿起那张写着编号的便签纸看了一会儿，然后打开通讯软件，给克劳斯发了一条消息。
“KA-2021-0912-C，如果要通过学术伦理审查程序申请强制披露，需要什么条件。”
克劳斯的回复在二十分钟后到达。
“需要一个具有合法资格的申请主体向医院伦理委员会或联邦医师协会提出正式的学术不端指控，指控中必须明确指出该机密文件与涉嫌不端行为的直接关联性。”
“一旦指控被受理，档案中心必须在法定期限内配合调查机构调阅相关文件。”
贺知舟看着这段文字，手指在桌面上无声地敲了三下。
合法资格的申请主体。
他本人就是那台手术的参与者和目击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因为当年正是MarCUS以他参与了那台手术为由，暗示他是共犯，逼迫他主动离职以换取事件不被公开。
三月份的国际外科学会年会，学术伦理分委会的成员都会到场。
如果他在年会的公开演讲中提出质疑，同时通过正式渠道向德国联邦医师协会递交学术不端指控。
两条路同时走。
公开舆论施压加上法律程序启动，MarCUS就算有通天的人脉，也堵不住两个方向同时涌来的水。
贺知舟把便签纸折好放进钱包夹层里，关掉所有文件，清除了浏览器缓存。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江城的夜景在玻璃上映出模糊的光斑。
手机响了一声，苏半夏的消息。
“明天有台阑尾炎你帮我盯一下，实习生主刀，我去卫健委开会。”
贺知舟回了个好字，把手机放回桌上。
窗外远处有救护车的鸣笛声断续续地传过来，在夜风里拉成一条细线。
那份文件还在柏林档案中心的保险柜里，安静地等了三年。
再等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