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顺着出站口往外走，举着接站牌的人隔几米就有一个，密密麻麻地从两侧排出去。薛朗扫了一圈，在人群边缘看到了一个举着“边防创作座谈会接站“牌子的年轻战士，穿军装，站姿笔直。他走过去报了名字，那战士核对了一下名单上的信息，笑着说“薛老师这边走“。
“别叫老师，叫薛朗就行。“
“那哪行，您都刊发了。“年轻战士帮他提过包，“车在那边，咱们先到招待所安顿，下午报到。“
薛朗跟着他穿过广场坐上军牌吉普车的时候，车窗外的BJ街景正在早晨的阳光里徐徐展开——沿街的早点摊冒着白汽，上班的人骑着自行车鱼贯穿行，公交车上乘客挤得密不透风，行道树是新绿的嫩叶。吉普车在车流里慢慢穿行，红绿灯交替着亮起又熄灭，喇叭声偶尔短促地响一两下。薛朗看着这些熟悉的、隔了一辈子重新回到视线里的城市画面，心里没有激动也没有疏离，只是一种淡然的“我见过这些“的确认。
招待所是军区系统的一栋老楼，三层高，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房间不大但干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窗外种着一排银杏树，叶子绿得发亮。薛朗把包放下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摸了摸桌面的质感——木制的，刷了清漆，表面光滑平整，跟喀什宿舍那张绿漆铁桌完全不一样。他从包里掏出本子翻开新一页，写下四个字：“到BJ了。“
座谈会定在第二天上午。薛朗有一整个下午的自由时间。他背上相机出了招待所，沿着门口的街道往南走。五月底的BJ阳光正好，不冷不热，梧桐树在街边投下大片的阴凉。他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一处路口，停下来辨认方向，然后朝一个自己也不确定为什么要去的地方走去。
那是他记忆里“前身“住过的小区附近的一条路。他没有进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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