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东没再往下念，可指腹摩挲着纸边，把那几十个名字又过了一遍。名单上有的他认得，是厂里老师傅的娃；有的他只在年节碰见过，隔着人群点个头。他忽然明白，这张纸不是随手写的——上头连“欠学费多少“都标了，是陶爱民蹲在灶间听父亲念叨、在车间角落看老钱咬铅笔，一个一个攒出来的。
“哥，“卫东把名单折好，塞进胸前的兜里，“你这名单，比我东方实业的派工单还细。“
“细才送得准。“陶爱民说，“钱就这些，送错一户，就有一户真紧的没轮上。“
卫东点头。他跟陶爱民从小一块长大，知道这个表哥做事，从来不是一时心软。那年陶爱民倒腾国库券，几千里地跑单帮，回来第一件事是把账算到个位分给每一个人；如今坐在这间刚挂牌子的小厂里，还是那股劲——钱要花在刀刃上，刀刃得先找准。
“哥，我这东方实业刚立起来，账上走这么大一笔，税务上——“
“你只管照实记。钱是你厂里出的'助学'，有名单、有签收，清清白白。将来谁查，你东方实业经得起查。“陶爱民顿了顿，“至于钱哪儿来的，你不用知道，我也不要你知道。你只做一件事：把钱，送到该送的人手里，别留名。“
卫东点头：“行。我让罗伙计跟着我，一户一户送。签收本我留着，可上头只写'收到助学款壹仟伍佰元'，不写谁送的。“
“签收本你保管，别弄丢。“陶爱民说，“这不是防你，是万一哪天要对账，你东方实业说得清。“
他站起来，把信封也推过去。卫东双手接了，放进抽屉锁上。
出门时，卫东追了一句：“哥，这一百八十户，能撑多久？“
陶爱民蹬上自行车，脚撑在地上，回头看他：“一户一千五，够一个娃一年书本校服住校的紧要处。撑一年。一年之后——“他停了停，“一年之后，靠的不是我这点钱。“
他没说完。蹬车走了。风里飘着镇上爆竹的残药味，年还没过尽。
往后半个多月，卫东和罗伙计照着名单，一趟趟往红星厂的家属区跑。有的是傍晚敲门，有的是收工时候在厂门口递过去，都是现金，都是那句“有人惦记着娃的书“。没人问是谁，问了也不说。有几户人家要留他们吃饭，卫东摆手就走；有一回老孙师傅认出他，攥着钱的手直抖，非要问恩人是谁，卫东只说“厂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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