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开。第一页从“人“字底下裂开，第二页、第三页……一页页撕成两半，再撕成四片。铅笔的字在裂口处断成两截，“二千一百“的“千“字被撕成了两半。
碎纸落在桌下，像下了一场小的雪。
撕完了。桌上只剩台灯，和那行他昨夜写在纸边的话：进体制，若是为了让能救厂的那个制度早几年立起来，那才叫回事。
他没有把那行字撕掉。
看着碎纸，他忽然觉得轻了些。七页纸算的是“我买不买得起“，撕了，是因为答案早就清楚——他买不下一个厂。
他前世见过这样的厂，最后一天，老师傅把工牌擦干净，装进抽屉，第二天在厂门口支个摊。那种安静，他这辈子忘不了。这一世，他想让父亲的那块工牌，别走到那一步。可他更清楚，靠他一个人的钱，走不到那一步。
买不下厂，不意味着什么都做不了。
他想起卫东的东方实业。八个人，活是卫东一家家跑出来的。那点小规矩——干一天结一天，不拖——比红星那本怎么也算不平的账，要干净。一个人买不下厂，可一个人能先帮上几个真正撑不住的人。
他站起来，把碎纸扫进字纸篓。窗外，父亲在院里生炉子，烟顺着风斜过来。母亲的嗓门从灶间传出来，喊他吃早饭。
他应了一声，把台灯拧灭。
这一天，他做了一个决定：能用得上的钱，先花在刀刃上。不是买厂，是帮人。
帮谁，怎么帮，他心里已经有了个数。那笔钱，得走一条别人查不出来的路，落在一群他这辈子都不会露面的人手里。
他想起东方实业那块新挂的牌子。也许，能借它走一趟。
风从窗缝钻进来。他把那行没撕掉的字，又看了一遍。
进体制，若是为了让能救厂的那个制度早几年立起来，那才叫回事。
这一夜，他撕了账本。也撕清了自己要走的路。
桌上那七页纸的碎屑还堆在字纸篓里。他没有去捡，也没有烧。留着吧——等将来真走到那个能立规矩的位置上，回头看看这堆碎纸，就知道当初为什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