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陶爱民把七页纸从台灯底下抽出来。昨夜写满的铅笔字，在晨光里一页页摊开：人、工资、养老医疗、工龄补偿、债、家底、总账。
母亲在灶间喊他吃饭，他应了一声，没动。他重新加了一遍最刺眼的那笔。
第四页，一次性工龄补偿——一千一百三十八万。他把这数在脑子里按三年摊，一年三百八十万，加上工资、养老、医疗的九百多万，一年就是一千三百万打不住。
一千三百万。
他全部家当三百六十万，除以一千三百万一年，撑不到四个月。
他把纸翻到第七页，总账那行还压在底下：三百六十万，填进九百一十五万的年洞，半年见底；再填一千一百三十八万的一次性补偿，连影都摸不着。这还是只算了人。厂子的产品是十几年前的老图纸，江浙报价低两三成，订单一年年往南边滑；设备平均役龄比他岁数还大；三角债一圈转下来，钱都在路上，没进谁的兜。就算他把三百六十万全砸进去，把工资补了，把旧账垫了，机器还是那批机器，人还是那批人，订单还是没有——钱投进去，转一圈，还是停。
他前世坐过更高的位置，签过比这大十倍的厂、亏过比这深百倍的窟窿。他太知道“个人接盘“四个字意味着什么：不是接了一笔钱，是接了一群人、一摞债、一整套转不动的关系。钱填进去，像往漏底的桶里倒水，倒得越快，漏得越响。
那回他签完最后一笔分流方案，夜里睡不着，在办公楼下走了半宿。楼里还亮着几盏灯，是财务在核遣散费，是工会的人在劝老师傅签字。他站在树影里，听见里头有人哭，有人拍桌子，有人闷头不吭声。那一夜他懂了：一个人再大的权，也接不住一个时代的转身。你能把账平了，把人分了，可你接不住那两千一百双手后头的日子。
窗外的天彻底亮了。鸡叫停了，远处村子有拖拉机突突地响，是卫东的东方实业开工了。八个人，转得动；两千一百人，转不动。
他盯着最上头那行字——红星厂：二千一百人。
这行字后头，是一张张他这几日见过的脸。小赵的搪瓷缸，缸底露着生铁，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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