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自己的家底。设备平均役龄比他岁数还大，好几台皮带传动的老车床，精度全靠师傅的手找补；厂房在县城郊，位置偏，做价做不出高价；成品仓库码得齐整，标签还是前年中秋的批号，出不去；原料库倒是空的。这些折成钱，能顶多少？他写了“待估“，又划掉，改“有限“二字。他想起父亲那台钻床，皮带换了新，床头擦得发亮，在一排蒙苫布的机床里像个异类。一台被一个人疼着的机器，和五十台没人管的机器，搁在一个厂里，就是眼下的红星。
第七页，他写总账。
把自己那三百六十万摆上去，填进九百一十五万的年洞，半年见底；再填一千一百三十八万的一次性补偿，连影都摸不着。就算他把定期取了、商铺卖了、滩涂扔了、卫东那二十万提前讨回来，全部家当一把梭，也不过是往漏底的桶里倒了一瓢水。
可钱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就算他把桶补上了，厂子还是没订单。产品是十几年前的老图纸，江浙报价低两三成，订单一年年往南边滑；销售科的人在外面跑，跑的是要账不是跑单；改设备要钱，钱在账上趴着动不了，等铸件厂收回欠款才肯开工，铸件厂也在等别人。这是一整条转不动的链，他一个人，拎着钱，站在链子外头，拽哪一头都拽不动。
他前世批过一家比红星大十倍的厂，九千多人，负债九个亿。他签字、协调、注资、分流，折腾两年，最后还是散了大半。那回他明白一件事：厂的命，不在厂长兜里那点钱，在它有没有活干、有没有人信它能活。这两样，钱买不来，制度才买得来。
可他也见过，规矩立晚了是什么样。前世有座厂，毛病和红星一模一样，市里迟了五年才动手改，等想改时，老师傅退光了，图纸丢了，客户早跟别家签了死约。九千多人，散得无声无息。那回他记了句话：制度这东西，早立一年是药，晚立一年是叹气。
放下笔，把七页纸对齐，压在台灯底下。
灯罩烫手。他盯着最上头那行字——红星厂：二千一百人。
他太知道，一个厂的病，病不在某一个人，也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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