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天没亮。
父子俩各骑一辆车出村。父亲把上班那辆让给他，自己骑了旧的。三十里地，路面冻得梆硬，车碾过去，土壳裂开的响声一路跟着。天蒙蒙亮时上了河堤，父亲说这几天水小，别的一句没有。
七点二十到厂。厂门开着，传达室的炉子刚生起来。看门老头朝车间那边偏了偏头：“老陶，就你一个。“
“嗯。带儿子看看。“
车间大门是铁的，推开的时候发出很长一声。里面高、空、冷，说话有回音。半明半暗里，一排排机床罩着苫布，布上的灰厚得能看出褶子。墙上的红漆标语褪成了粉的，“质量第一“四个字缺了一撇。更衣箱一排靠墙，箱门上用粉笔写着各人的姓。只有顶头那一小片亮着灯——父亲开了自己那一排的灯，先给炉子添煤，再打了一桶水，拿起棉纱。
陶爱民在车间门口站住了。
他没进去。他把棉帽的耳扇放下来，靠着门框，看。
父亲先擦那台老钻床。棉纱蘸了煤油，一寸一寸地走，床身、导轨、立柱，最后是主轴。擦完钻床擦钳台，台面上的划痕都顺着同一个方向。台虎钳的丝杠上抹了薄薄一层油，摇起来不见一点滞。然后父亲从木匣里取出游标卡尺，先校卡尺本身，校完开始干活——年前留下的那批水泵壳体，孔距要校。卡尺的爪子卡进去，停一停，父亲眯起眼看刻度，有时凑到灯底下。有一件拿百分表顶上了，表针稳下来，父亲的手指在壳体边上轻轻敲了敲。超了的，他拿油石一点一点磨，磨完再上表，再敲。
那个动作陶爱民认得。八级钳工的手艺，是拿零点零一毫米说话的。
炉子那边传来摔牌的声音。三个值班的老师傅围着火炉打扑克，输了的鼻子上夹木夹子，笑声在空车间里荡出很远。有个老师傅冲这边喊了一嗓子：“老陶，过来暖和暖和，三缺一都凑不齐。“父亲摆摆手，说手上有活。喊的人也不恼，缩回炉子边去了。没人过来，父亲也不看那边。
“冷不冷？“父亲头也没抬。
“不冷。“
“炉子边有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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