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二，从临江动身，火车坐了十九个钟头硬座，到清源县城是上午九点。再倒班车到红旗镇，最后八里土路靠腿。化了一半的雪在路面上冻成壳，一脚下去嘎吱一声。陶爱民背着帆布包，拎两个网兜，走到陶家湾村口，先看见自家的烟囱。烟是直的，天冷，风小。
镇上正逢年集。街两边的摊子比往年稀，卖鞭炮的占了多半，肉摊前排队的人攥着肉票似的攥着钱，一斤一吊地割。供销社门口挂出一批降价的确良，喇叭里放着《恭喜发财》，声音在冷风里发飘。陶爱民拎着网兜从人缝里穿过去，没多停。
院门虚掩。母亲在灶间拉风箱，听见脚步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愣了两秒。
“咋不拍个电报。进京赶考也没你这么突然的。“
“车上能睡着，不遭罪。“
母亲接过网兜，掂了掂，嘴上埋怨乱花钱，手却把最沉的那个拎得稳稳的。屋里比往年素净。墙上新糊了报纸，八仙桌擦得发亮。年货在里屋搁着：往年两条腌鱼，今年一条；两斤猪肉，一袋冻豆腐，一挂小鞭。北屋那两口冻丸子的脸盆，摞在一起，是空的。
晚上母亲才说：“明天小年，丸子减一半。你爸牙口不好，硬的嚼不动，炸多了搁坏。反正你回来了，菜够吃就行。“
陶爱民应了一声，没接话。
父亲是天黑透到家的。三十里地，顶风骑了一个半钟头。进门先拍棉帽上的霜，再脱大衣，大衣下摆扫过门框，带下来一层灰。他比秋天瘦了，颧骨支起来，棉袄空出一截，只有那双手还是老样子——虎口的茧，指甲缝里洗不净的黑。饭桌上话不多。母亲说他瘦了，他说车间冷，多耗人。
饭吃到一半，母亲从五斗橱里拿出几张纸，推过来，像出示什么证据：“你看看。厂里打的条子，盖着红章。三个月了，月月发六成，剩下的打这个，说是开春补。“
纸上盖着红星机械厂财务科的章，数字清楚：应发二百七十一元，实发一百六十二元六角，欠发一百零八元四角。
父亲瞥了一眼那几张纸，扒了口饭，说：“条子也是章。厂里难，赖不着谁。“
“章能顶馍馍吃？“母亲声音低下去，“腊月里跟人家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章。“
父亲不吭声了，把碗里的饭扒完，又添了半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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