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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里就剩这点活，还值得动真手艺了。“
说完往车间那头努了努嘴。那头静悄悄的，玻璃天窗上落着雪。
年三十上午，陶爱民把母亲叫到灶间，从贴身兜里掏出两千块钱，一沓十块的，纸筋捆着，放在案板上。
“妈，这是铺面的租金。“
母亲擦着手，没去碰。
“去年开春我跟同学在临江合买的那个小铺面，您信里问过的。去年冬天租出去了，一年四千多，这是先到的一半年钱。“他把话说得慢，“房子在银行正经过的户，租金是我一笔一笔存的。干净钱。“
母亲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遍。“你留着。你下学期大四，往后用钱的地方多。“
“助学金够我吃饭。这是铺面挣的，不是跟家里要的。“他把钱往前推了推，“儿子给家里过年钱，往后年年有。“
母亲又推回来一回。第三回，她没推。她数都没数，拿一张报纸把钱包起来，进了里屋。里屋没点灯，父亲坐在黑地里，正擦那个装卡尺和锉刀的木匣子。帘子掀开又落下。从头到尾，里屋没有一点声音。
第二天清早，陶爱民买给父亲的那双翻毛劳保皮鞋，穿在了父亲脚上，鞋带系得整整齐齐。饭桌上父亲说了一句话：“钱跟收条，叫你妈收进饼干盒。“就这一句。
年夜饭是三口人。丸子半盆，鱼一条，白菜炖粉条，一瓶本省的白酒。父亲倒了第一杯，敬祖宗；第二杯敬他，说娃大了。第二杯喝到一半，父亲把杯子放下，再没拿起来。四年前红榜那回，三桌酒喝到了底朝天；这一回，一瓶酒封着，只下去两杯。
零点，鞭炮响成一片。父亲出去放完自家那挂小鞭，没回屋，一个人在院里站着。陶爱民在窗户里看，父亲的背影缩着，烟头的光一明一暗。母亲在屋里擀皮包饺子，说别管他，让他站会儿。
那支烟抽了很久。
初三清早，天没亮透，院里有动静。父亲在推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帆布工具包。
“爸，初三人家的厂都歇着。“
“轮着我值班。初五一开工有批急活，得先把机床校一遍。“父亲紧了紧闸线。
“我跟你去。“
父亲愣了愣，扭头看他。
“厂里冷。“
“我不怕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