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开学，楼里又满了。大四的课少，人却比往年忙，忙的都是出路。
陶爱民忙的是图书馆。
经济系资料室在四楼，过刊库在三楼，历年的统计年鉴在过刊库最里面一排，蓝布面的，一套一年。管理员是个胖大姐，起先盯着他，怕他把书借丢了——这书不外借。后来见他天天来，占的还是靠窗那张桌子，天黑才走，也就不管了，还给他腾了个玻璃柜放稿纸。
抄数据是个笨活。年鉴里，职工工资总额一栏、国民收入一栏，同样的名目，口径隔几年就换一回，前后对不拢。他就用硫酸纸把数拓下来，再誊到方格稿纸上；算盘打一遍，计算器再核一遍，两下对上了才落笔，对不上就重来。
一个月下来，稿纸摞了半尺高。他把誊好的数汇成一张大表，糊在整张硫酸纸上：横栏是年份，竖栏是几个不同的口径算出来的份额，对不上的格子打了问号，问号旁注了小字。夜里用蜡纸刻版，油印机印了几份，油墨味熏得人头疼。手上蹭的黑，洗三遍才见本色。
算出来的结果不复杂：劳动报酬的份额，十年间降了几个百分点。几个点，听着不大；摊到几亿干活的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山不会说话，所以他得替它把数报出来。
有一回抄到夜里，资料室关门，胖大姐锁门前过来看了一眼他那摞稿纸，问：“同学，你抄这个，能挣稿费不？“
“不能。“
“那图啥？“
“图它该有人抄。“
胖大姐没听懂，替他把灯拉了。
九月二十几号，开题。
小教室，程教授主持，答辩组还有两位老师。轮到他，他把油印的开题报告一人一份发下去，硫酸纸那张大表挂上黑板，图钉钉了四个角。
他把题目念了一遍：《关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份额的思考》。念完讲思路：数据从哪来，口径怎么对，问号怎么处理，打算分四章写，先摆现状，再析原因，后头留一章写对策。讲了十分钟，中间没人插话。
一位姓冯的老同志扶了扶眼镜：“小陶，你这个数据，口径太乱。统计的口径，会计的口径，国民收入的口径，你混着用，数字自己跟自己打架，结论怎么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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