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老师说得对，口径是乱。“陶爱民说，“正因为乱，才要有人把它捋直。乱了几十年没人捋，它就一直是笔糊涂账。这篇论文做不了别的，先把糊涂在哪儿写清楚。“
“写清楚了，又怎么样？“另一位老师问，“初次分配，是企业跟工人的事，是市场的事，一篇论文管得着吗？“
“管不着。“陶爱民说，“可总得有人先把数算出来。数没出来之前，说什么都是空的；数出来了，讲道理的人才有的讲。“
教室里静了一下。程教授端着搪瓷缸喝茶，没抬头，嘴角动了动。
“通过。“冯老同志最后说，“回去把口径注释做细，每个数，注明从哪张表来的。“
散了会，程教授把他留下，指着黑板上那张表：“这张表留着。往后有用。“
“留着。“他说，“我多印了几份，您留一份。“
程教授接过去，卷好，用皮筋箍上，放进文件柜最上层——那一层放的论文不多。
十月初，辅导员老甘找他。办公室门关上，老甘压着嗓子。
“跟你透个风。明年的分配，风向要变，说要搞'双向选择'的试点，用人单位挑人，学生也挑单位，具体政策还没下来。“
“还有个事。“老甘看着他，“省委办公厅来学校要人，要应届的，先要了个名额。系里研究了，想推荐你。成绩、材料，都是现成的。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别外传。“
陶爱民站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甘老师，谢系里。“他说，“我考虑考虑，半个月内给回话。“
“考虑什么！这名额多少人做梦都想不着。“老甘摆摆手，“行了，回去吧。“
出了办公楼，梧桐叶子黄了一层，落在台阶上，扫成一堆一堆。省委办公厅。那栋楼的门朝哪边开，他闭着眼都清楚。太好的地方，太顺的路，顺得让人看不见路上驮着多少东西，也看不见路两边的地是怎么耕的。他心里那本账，去处早写好了，只是还没到时候。
这半个月，他不打算白等。他把那页纸写下两行：一行，把毕业论文的初稿赶出来，这是本分；一行，把家信写了，跟父亲说一声毕业的打算。写完压在台灯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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