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不行。都是助学金养着的人，三百五百凑起来，是人情，也是把柄。老师，更不行。程教授那样的人，钱一沾上，话就说不成了。社会上借，高利贷那种，碰都不碰——利钱能吃人。
过到最后，剩下两条。
舅舅，两万，闲钱，年前托人带过话。账本“可借“一栏里记着，等着。两年前跑券的起家本钱，就是舅舅借的，一分二厘的息，去年连本带利还清了。底子是打过的。
家里，五千。这两年他往家里交过几回钱，父亲一分没花，全存在信用社。他在心里估过，家里能拿出这个数，不伤筋动骨。
为什么只借五千，不借一万？他也想过。五千，是父亲不问就能拿出来的数；到了一万，父亲就得问，问完还得跟母亲商量，商量完，两个人夜里都得翻身。借五千，是钱的事；借一万，就成了全家的事。买卖是自己的，不该让全家陪着熬。
还有一层：这半年，钱是死的。认购证攥在手里，现券不能压钱，中介的周转也得停。等于赌桌上押了注，桌下的营生全停摆。他把这一条也写进了最坏的那一行底下。
加起来，两万五，加上自有的，接近六万。
借不借？他把手电关了，在黑暗里坐了十分钟。
风险他清楚：认购证要真成了废纸，这三笔钱就是三座山。可他也清楚另一头——那种墙一样的行情，一辈子未必撞上一回。撞上了不去挤，往后每一个年三十，他都得跟自己算这笔账。
手电重新打开。
他翻到账本最新的一页，笔尖顿了顿，写下两行字：
借两万，凑六万。
两行字下面，又添了一个日期：正月初八前，钱到手。
写完，他把账本和三个本子摞在一起，放回木箱，落锁。钥匙拴在一截棉线上，挂进贴身的衣领里。木箱推回床板底下，他弯着腰，在黑暗里又摸了一遍锁扣——锁上了。
躺下，把被子裹紧。
窗外的炮仗声从稀落变成一片，零点到了。有人在楼下喊过年好，声音在空楼里荡了很久。
他睁着眼，听了半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