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回见主动把账本递过来验人的。他拿起本子，一页一页翻，翻得极慢。屋里只有炭火的哔剥声。
万寿宫这一带，是南昌地面上最杂的地方，邮票社、钱币摊、代写书信的铺子挤在一条巷子里。涂老板盘了三十年邮票，练的就是一双验人的眼。可他翻这本账，翻到第五页的时候，手指停了停——九月十号那页，一笔出手，五十九百面值，得数写到小数点后两位，后面还跟了一个括号：含卷角券两张，柜台上砍了一块，记账存照。
一笔一块钱的出入，都记了账。
涂老板合上本子，还回去，看他的眼神变了：“腊月的合肥，七六，你也敢整批吃？“
“算过，吃得下。“
“南昌的价，“涂老板伸出一只手，“七零五。三天，两个集，我能给你凑两万六七千面值。比合肥还低——为啥，你想过没有？“
“想过。“陶爱民说，“南昌离上海远，跑的人少，货就压得深。低，是低在路远上。我多花的两天车钱、一夜瞌睡，买的就是这五个点。“
涂老板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学生伢，你这账，算到人心里去了。“
三天的集市，陶爱民算开了眼界。江西的散客跟安徽的不一样：安徽人卖券，多是等钱用，捏着券在市面上一趟一趟比价；江西人卖券，很多是替单位跑腿的会计、采购，一出手就是几十张，卷在报纸里，用麻绳一勒。头一天他站在涂老板摊子后头看，第二天就帮着验券点数。涂老板起先不让外人碰他的秤，第三天，默许了——因为他验得快，还不出错。集市上人来人往，卖券的个个有故事：有个中学教师模样的，卖完券在摊子前站了半天，忽然问他这券最后流到哪里去；他说上海，柜台。教师点点头，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国家借钱，总得有人信。“这句话陶爱民记了一路。
三天的集市，散货一笔一笔收拢。最后一日下午结总账的时候，出了一道岔子：涂老板的伙计来报，说是集上有别的客出了七一收价，把两个大散户的货截走了。涂老板搓着手，有些讪讪地看他，那意思是行情变了，价要不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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