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号，腊月十八，南昌线。
这一趟是十一趟里最难的一趟。
难在票上。春运正紧，汉丰往南的票，窗口排一宿也未必买得着。他学了乖，提前五天托镇上跑供销的老关系，在铁路上议价弄了一张硬座——不算犯法，是加钱买辛苦，五块钱的茶水费。父亲那句话他记得：到了，拍电报回来。
难在路上。车厢里人贴着人，脚底下塞着人，他去打了一趟开水，来回四十分钟，人是侧着身子一寸一寸挪过去的。夜里不敢睡，不是怕贼——春运的车上贼也挤不动——是怕睡着了，怀里抱的包被人流挤散。他就那么睁着眼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脖子里全是汗碱。
车过长江的时候天蒙蒙亮。桥很长，钢梁一根一根从窗外掠过去，桥下是化冻的浮冰，一排一排往下游走。对面一个抱小孩的大嫂问他去哪，他说南昌，看亲戚。大嫂说南昌冷，是湿冷，“冷到骨头缝里的那种“，让他多穿点。他想起母亲塞在包底的那双棉鞋，到了南昌才换上——果然，那冷跟江北不一样，像从地底下渗上来的。
难在买卖上。南昌是生地面。
宋头的条子揣在他怀里，写给他南昌的一个同行：万寿宫邮票社的涂老板，纸包纸裹的几行字，落款是宋头的名号。陶爱民寻过去的时候，涂老板正就着炉子烤火，五十来岁，指甲缝里是洗不掉的绿色——盘了几十年邮票的人。
涂老板接过条子，看完，抬眼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遍。
“宋头条子上说，“涂老板把条子折好，“你一个月走两趟，趟趟现钱。我看你不像。“
“哪里不像？“
“太年轻。“涂老板往炉子里添了块炭，“年轻人做买卖，十个里头九个半，钱一到手就飘。你这个行当，飘一回就沉底。“
“涂老板，“陶爱民不接他的话茬，从包里取出一个本子，翻开，推过去，“这是我从九月到现在的账。哪一趟，什么价，收了多少，出了多少，您过目。您要是看完觉得我飘，我马上走，条子还给宋头。“
涂老板愣了一下。他见过验钱的，验货的，验路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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