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四号，腊月十九，第二趟合肥。
父亲执意送到汉丰站。候车室里人挤人，广播里的女声一遍一遍报着加开的临客。父亲把帆布包替他背上，检查了三道带子，末了，从怀里掏出一双新棉鞋——母亲做的，千层底，鞋帮絮得厚厚的。
“车上冷。“父亲说，“到了就换上。“
陶爱民接过来，掂了掂，很沉。他没推辞，他知道这双鞋推出去，母亲要在灯底下坐多久。
“八千块？“父亲问。这是他出门前，父亲问的唯一一个问题。
“八千。“陶爱民说，“其余的都在家，饼干盒里，您和妈看着。“
这是他给自己立的又一条规矩：人在线上，钱分两头。家里存的这一半，是底仓；身上带的，是弹药。弹药丢了，底仓还在；都带在身上，一回就是全军覆没。
车上挤，他站了半程，靠着一万五千块里的这八千多块钱——确切地说，是缝在棉衣内袋里的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六块，这一趟，他要办的是两天的并货，本钱得带足。
合肥的行情，果然变了。
国债服务部楼下的马路牙子上，宋头的位置还在这儿，人却多了两个新面孔——上海下来的大户，把柜台的货价抬到了七六折。楼梯口的墙根底下，新添了两辆嘉陵摩托，车把上挂着大哥大似的黑皮包，其实里头是现钞。本地的小黄牛们围着摩托车转，一天能倒两三手。
陶爱民在街对面站了半个钟头，看明白了：大户收货不进柜台，就在马路上收黄牛手里的号，一手钱一手货，收完连夜发上海。柜台的号，反倒被挤得七零八落——散户排队拿了号，出了门就被摩托车截住。
宋头见到他，把烟往鞋底上一摁，摊开手。
“看见没。七六，人家一口价，我连还价的份都没有。“宋头说，“你还要老价七三？兄弟，不是我翻脸，是这个世道一天一个样。“
“七六，我拿。“陶爱民说。
宋头一愣：“你不还价？“
“不还。“陶爱民蹲下来，掰着指头给他算，“七六收，上海出手，混着算九十七块一毛五；刨去车饭钱，我十趟还剩二十个点。二十个点，撑得住。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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