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天并两天的货，量给足，价我认七六——但有一条，明年二月里我再来一趟，您得还我七二。“
“凭啥？“
“凭春运一过，上海那两个大户就得回去。“陶爱民说，“他们是腊月里闲钱闲人才下来的，正月一过，各回各的行当。到那时候，合肥地面上出得起整批现钱的，就剩我。宋师傅，短价是一锤子买卖，长价才养人——这话是您教我的，九月里，您说大户的钱不现，人也不稳。“
宋头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笑得脖子上的疤都红了。
“你小子，把我这话记到今天。“他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两天，两万面值的号，我给你凑。七六。正月里你要来，七二，我认。“
两天，面值一万九千六百块，付出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六块。夜车上海，这一回货大，他分了两家门市出手，一家一半，整整一个上午。
分开出手，是他跟自己磨出来的章法。头一家门口，他排在队里听动静——前头一个中年人出三千面值，柜员点完，报了个数，中年人围着柜台数了两遍才走。轮到他，他把货和一张写好面值清单的纸条一起递进去，柜员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见过把券按年份分好捆、还自带清单的。第二家如法炮制。两家之间隔了半个城，他坐电车过去的，帆布包搁在腿上，手一直没有离开包带。年关的上海街上，人人拎着年货，人人步履匆匆，没有人看他一眼——大隐隐于市，最好的掩护，就是让人看不出你跟这个年有任何不同。
合计一万九千零四十一块四毛。刨去车饭钱九十二，净落四千零五十三块四毛。
一月二十八号到家，腊月二十四。账上，一万九千一百零七块七毛五。
到家那天夜里落了雪。第二天一早，父亲拿扫帚扫院子，扫出一条道，从堂屋门口一直通到院门。这条道，是年前为着走亲戚的人扫的；今年走在这条道上的，多了一个揣着账本、把一年家底翻了两番的儿子。
到家第三天，舅舅杨立冬来了，拎着两条鱼。
炕桌上，舅舅喝了口酒，绕了半天圈子，绕到正题上：“爱民，舅听说，你这一冬，翻了不止一两番？“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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