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一月四号，晚自习后，周文远在教室门口拦住陶爱民，往他怀里塞了一沓油印卷子。
“会计学期末的题，我从助教那儿磨来的。“周文远说，“还有十天，你一天到晚神出鬼没，挂了科，我可不借你笔记。“
“挂不了。“陶爱民接过卷子，“考完我请你吃饭。“
“记下了，“周文远推推眼镜，“三角钱的标准。“
夜里，陶爱民在储蓄所关门前取了钱。
八千块整。这是他给自己定的数——身上带的钱，从今往后，不超过八千。剩下的，存折上趴着，一分不动。一月十四号开考，他给自己留的日程是：五号走，七号回，八号到十三号，六天，两门课一门数学，够了。前世他主持过多少个连夜赶出来的紧急材料，缺的从来不是时间，是把时间切碎了用的本事。
一月五号夜里的车，临江开合肥，硬座。
春运前的车，已经挤出了样子。过道里塞满人，行李架上冒着编织袋的尖，厕所门口站着打盹的。陶爱民靠窗坐着，裤腰里那一圈硬硬的纸贴着肚皮，帆布包抱在怀里，包带在手腕上绕了两圈。
上车的时候，他就留意到了那两个人。
两个男的，一个三十多岁，脸上有粉刺疤；一个年轻的，高颧骨。他们原本坐在车厢另一头，车过一个站，换了座位，换到了他这一排的斜对面。又过一个站，又换。换座位的时候，眼睛不看窗外，不看报，只扫人的行李。
陶爱民心里那根弦绷起来了，脸上一丝没露。他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闭上眼，装睡，脑子里把车厢的地形过了一遍：列车员室在下一节车厢连接处；两节车厢之间是茶炉间；这两人换了两次座，说明他们也在等，等一个所有人都睡熟的时辰。
夜车过半，车厢里的鼾声一层一层起来。粉刺疤果然动了，他没过来，是高颧骨先过来的，慢慢挪，手里卷着一张报纸，报纸卷里藏着东西，在过道的人缝里一寸一寸地蹭。
陶爱民在那一瞬间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喊？车厢里全是睡熟的、被惊醒会炸窝的人，那两人狗急了跳墙，刀片也是刀。跑？往哪儿跑，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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