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两趟。
第一趟，十一月十号，还是临江线。情形和陶爱民账本上预料的一样——临江地面的价钱抬起来了。不是他要抬，是别人替他抬的。
储蓄所门口，原先开七九折的散客，如今开口就是八零。他听了半天听明白了：有几个生面孔，学他的样子收券，价钱开得比他还高一折。票贩子不傻，见他一个学生伢能连收两个礼拜，就有人跟着学。
他没争。价钱抬到七九他收，抬到八零他也收——但每收一笔，他心里那本账就往“临江线到此为止“的方向写一行。一条路的利，是走的人多了走没的；抢着抬价，是把路走死最快的方式。他不再加价，收多少算多少，两个星期收进面值八千九百块，付出六千九百四十二块，七十八折。
上海出手，八千六百四十六块三毛五。刨去车饭钱四十五，这一趟净落一千六百五十九块三毛五。账上八千六百六十一块一毛。
回来的车上他就想定了：临江线，一年为期，就此打住。他不在一条瘦下去的路上跟人挤。
第二趟，十一月二十四号，合肥。
出发前一天，他去了趟邮局，拍一封电报。电报按字算钱，三分五一字。他拟了很久，删得只剩八个字：
要货。两天。老价。
宋头回电也是八个字，第二天中午到的：
要来。价涨一点。勿怪。
涨一点。到了合肥才知道，上海下来的大户多了两个，都盯着柜台这块肉，宋头的货不愁卖，七二已经是给他的老脸。
“七三。“宋头坐在马路牙子上，就说了一个数，“一万个点子，我一天能收五千面值的号。别人出七二，我给你七三，看的是你来过两回，钱干净，话算数。“
陶爱民没有还价。
他蹲下来，跟宋头平视，说了一句话：“七三，可以。但我也有一个条件——从下个月起，上海那边的行情，我每十天给您拍一封电报。牌价多少，哪家门市收得高，哪个年份的货走得快，八个字以内，我给您写到明白。“
宋头眯起眼：“你要换我什么？“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