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换什么。“陶爱民说，“您拿到行情，收货的年份就能挑着收，出手就能赶着卖，一天两千面值的号，一个点就是一个点。我多付的一个点，买的是您别断我的货。您拿到行情多挣的点，是您自己的眼力钱。各挣各的，谁也不欠谁。“
宋头抽了半根烟，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了：“成。“
当面点货：两天，面值一万一千七百块，七三折，付出八千五百四十一块。夜车上海，出手一万一千三百六十六块五毛五。车饭钱六十三。这一趟，净落两千七百六十二块五毛五。
账上，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三块六毛五。
四千二百块起步，不到半年，翻了快两倍半。这个数放在账本上，不吵不响，可陶爱民知道它的分量——前世他签过的一纸批文，动辄就是以这个数的千倍万倍计。那时候数字是印在纸上的，如今这些数，是他一趟车一趟车、一个点一个点抠回来的。
十二月上旬，还出了一桩小事。
辅导员方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倒了杯水，绕了两个弯，问到正题：“有任课老师反映，你周六下午总是第一个走，周一早自习来得最晚，身上一股火车上的烟味。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这话问得有水平——不是查岗，是给台阶。陶爱民接台阶，但不接错：“老师，我舅在汉丰做农机修理，我周末过去帮工，搭夜车来回，不耽误课。家里确实紧，我在想办法。“
前一半是真话，后一半也是真话。他没有一个字撒谎，也没有一个字多给——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不撒谎，是底色；全托出，是蠢。方老师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什么，末了说：“一等助学金批下来了，每月十九块五。另外，图书馆勤工俭学有个名额，整理报刊，一个月八块，我给你报了名。“
“谢谢老师。“他说。勤工俭学整理报刊——他心里动了一下。这个活，跟图书馆三楼报刊室那几排合订本，只隔一道门。
十二月头上，学校收发室的信箱里，他收到一封家信。信是父亲托人代笔的，字歪歪扭扭，统共五行：家里都好；猪圈空着，开春再抓猪崽；你舅捎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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