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缺棉裤；村东头通了电，你妈把电灯拉到了堂屋，比煤油亮；勿念。
信封里没有夹钱。他知道，是母亲想夹，父亲不让——儿子在外面挣钱了，家里不能再给他添一分钱的口实。他把信读了三遍，折好，夹进账本，就夹在写着“四千二百“的那一页。
十二月八号，他又跑了一趟临江。这一趟，是他十一趟里挣得最少的一趟——市面上的价被他起的头抬到了八一折，他只收进面值七千块，付出五千六百七十，上海出手六千八百块五毛，刨去车饭钱，净落一千零八十五块五。
利薄了，路窄了，跟在他测算里一分不差。
回程的夜车上，他靠着车窗，把账本摊在膝盖上。车厢昏黄，对面的工人啃着烧鸡，酒气熏人。他写下十二月的累计——一万二千五百零九块一毛五——然后笔尖悬着，停了很久。
窗外黑黢黢的原野上，偶尔闪过一两点灯火。他忽然想起一个多月前的一件小事：有一晚他从储蓄所门口收完券回学校，走到半路，觉得身后有人。他拐进一家国营饭店，在亮堂堂的大堂里坐了一刻钟，喝了一碗汤。再出来，那个人没了。
也许是错觉。也许不是。
他把现金的习惯改了。原来两千块缝在棉毛裤腰里，如今拆成三处：贴身一处，鞋垫底下一处，账本夹层里压着两张五十的——那是“丢得起的钱“，真有人下手，第一处给出去，还有两处能保他回到家。夜里上车，他不坐靠窗，专挑离列车员室近的过道座，行李搁在上铺，绳子在手腕上绕一圈。这些事前世用不着他操心——前世走到哪儿，自然有人把一切安排好；如今没人给他安排，他就自己给自己当警卫员。
前世在台上，他听过一句牢骚话，是位老公安说的：钱这东西，放在明处是数字，放在暗处是祸。那时他点头，如今他懂了——账本上的一万二千五百块，是数字；棉毛裤腰里的那一沓，是祸。让数字归数字，让祸离身子越远越好，这是他给自己上的第一堂课，比政治经济学要紧。
他在账本上添了一行小字，字很小，像写给自己的：
钱一过万，就不是钱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