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课，比陶爱民想的紧，也比他想的松。
紧的是时间表。一年级上学期，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导论、经济数学、会计学、英语、体育，六门课排满上午；松的是下午和晚上——下午多半是自习，晚上教室开到十点。他把课表抄了两份，一份贴在床头，一份折起来放进账本，然后用铅笔，在课表的空当里，一格一格填进了另一份“课表“。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九点，教室；九点到十点，回宿舍的路上绕两站路——储蓄所门口、邮局边上，看看，听听，不动手。周六下午课后，动身。周日夜车，周一早晨七点二十进教室。
买卖嵌进课表里，像一颗钉子钉进木头，严丝合缝，但一根毛刺都不露。
第一堂政治经济学课，阶梯教室一百多人。老师五十多岁，姓程，讲商品的两重性，讲到一半，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复利题：本金一百，年息一分，复利计算，十年之后几何？
教室里翻书包找笔的声音响成一片。陶爱民没动笔——这个数他不用算。旁边伸过来一个脑袋，一张草稿纸拍在他桌角，纸上已经列好了算式，一列到底，得数写在最末，还画了个圈。
那是个瘦高个，上衣口袋里插着三支笔，镜片后面的眼睛不看你，只看数。
“二百五十九块三毛七。“那人说，“你算的呢？“
“一样。“
“你没动笔。“
“背过。“
瘦高个盯着他看了足足五秒，像验一张钞票的水印。然后他把草稿纸抽回去，在角上写了三个字递过来：周文远。
下课铃响，程老师从讲台上下来，路过他们这排，看了一眼周文远的草稿纸，又看了一眼陶爱民，什么也没说，走了。
从那天起，周文远就和陶爱民坐一块了。
周文远是云州下面一个县的人，父亲在粮站管秤。他有个毛病，见什么都记数：食堂的菜价，他记了一个月的流水，白菜豆腐三毛，肉片五毛，结论是每周二打菜最合算，因为掌勺的师傅周二换班，手抖；课堂到宿舍的路，他量过步数，一千一百二十步，抄近道省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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