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八号上午，合肥。
国债服务部设在工商银行二楼，楼梯口的铁门九点才开。陶爱民七点就到了，没上去，站在街对面的梧桐树下。
他第一天不买东西，只看。
八点刚过，队伍就排出来了。他从头走到尾，不看队，看人。排在最前头的十几个，年纪都不大，十五六岁到二十出头，穿得单薄，人人空着手；队中段是些提着旧提包的中年人，包不鼓；真正的货，不在排队的人身上。
他的眼睛落在马路牙子上。那儿蹲着四五个抽烟的，不排队，也不走，就蹲着。有人从银行里出来，跟他们点头；有人往他们手里递烟。九点开闸，队伍里那些半大孩子一人一个号，鱼贯上楼，半个钟头后又空着手下来，走到马路牙子边上，把一张一张纸条递过去。
把号的，是这几个人。
陶爱民看了整整一上午，认出了头。那人四十多岁，脖子上一道旧疤，蓝布褂子的扣子扣到顶，别人递纸条都要弯腰，他坐着不动，只伸出手。周围人管他叫宋头。
中午，宋头在街口的小饭馆吃面。陶爱民跟进去，在他对面坐下，也要了一碗面。
宋头抬眼皮看了他一眼，继续吃。
“宋师傅。“陶爱民把面碗往边上挪了挪，“我从汉丰来，跑了趟上海，回程听说合肥的价，绕过来看看。“
“看什么？“
“看您。“陶爱民说，“您的号，是自己排队排来的，还是楼里楼外那些人替您排来的，我不管。我只问一件事——您柜台里收的货，出给谁，什么价？“
宋头吃面的筷子停了。
“我收七十，转手七十二卖给你们这样的，“他放下碗，眯起眼，“这是行价。你个小年轻，张嘴就砍到我心口上了。“
“我不砍价。“陶爱民从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报纸包，打开，四千二百多块钱，在桌角码成一摞，“我加两个点，七十二，全要。现钱。您两天能从柜台上收多少，我吃多少。“
宋头盯着那摞钱，又盯着他，忽然笑了：“学生伢，你口气比钱大。楼里那些大户，出七十一都没这个口气。“
“大户的钱不现，人也不稳。“陶爱民把钱包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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