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一个点，买您两样东西。第一，现钱，当面点清；第二，长做——这个月我来，下个月我还来。您手里六个孩子的号，一天两千面值，两天四千。跑上海的路您不用走，风险您不用担，两个点稳稳落袋。我多出一个点，买的是往后。“
饭馆里人来人往。宋头把那碗面吃完了，汤都喝干，才开口：“明天上午，带钱来。先试一单。“
第二天上午，二楼柜台。宋头的人收货，陶爱民站在柜台边上验券：对着窗户的光看底纹，指腹过水印，一张一张点。八七年、八八年、八九年的券，合计面值五千九百块。他按七十二折，付出四千二百四十八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当着宋头的面点三遍。
宋头在旁边看着，一句话不说。临出门，他忽然问：“你多大？“
“十八。“
“十八。“宋头咂了咂嘴，“我十八的时候，还在码头上扛包。“他顿了顿，“下个月来之前，拍个电报，两个字：要货。“
当天下午的夜车去上海。第三天一早，西康路门市部，还是那块行情牌：八七年券九十七块五。陶爱民把五千九百块面值的券按年份分三堆码上柜台，报数报到个位。
点钞的还是上回那个姑娘。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又来了。“
“又来了。“
五千七百三十一块八毛五。这一趟，刨去车饭钱六十三块，净落一千四百二十块八毛五。账上，五千七百三十九块九毛五。
九月十号夜里到家。他在镇上邮局拍了一封三个字的电报：到了，好。父亲在邮局门口等着拿的，捏着那张电报纸回家，让母亲找了个相框裱起来——裱的不是电报，是里头那个“好“字。
在家歇了两天，九月十三号，陶爱民动身去临江，报到。
东江大学在城里东边，一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走到头，就是南大门。经济系的新生报到点支在操场边上，桌子后头坐着高年级的学生，喇叭里放着歌。他排在前头，材料一样一样递过去：通知书、户口迁移证、粮油关系转移证、团员档案。
辅导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老师，姓方，翻着他的材料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陶爱民？全省第三那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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