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系今年就冲你多要了两个名额。“方老师在名册上勾了一下，“住宿八人间，铁架床。能习惯吗？“
“能。“他说，“我睡过更挤的。“
宿舍在五号楼三层。八张铁架床，他分到靠窗的上铺。
同宿舍到了五个，云州的、铜山的、临江本地的，口音南腔北调。本地那个姓吴，热络，挨个问家境。问到他，他说：“清源农村的，种田。“小吴“哦“了一声，把刚掏出来的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又塞回箱底——那收音机两白来块，够清源一家人小半年嚼谷。陶爱民看在眼里，没说话。分寸这个东西，不是装穷，是别人亮什么，你不眼热；你有什么，也不亮。
铺褥子的时候，他把帆布包塞进床里侧，行李箱上了锁。箱底压着那个作业本，本子的布封皮是母亲用旧布重新包过的，四角缝了线。助学金的申请他也在辅导员那儿交了——一等，每月十九块五。这不是贪，是章程：家里收入在那个线底下，够格。够格的补助不要，那是矫情；不够格的去争，那是无耻。
九月二十二号晚上，北京亚运会开幕。整栋楼的男生都挤到一楼门房的电视机前，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人摞人。陶爱民站在最后头，看不见画面，只听得见声音——解说员的嗓门、人群的欢呼、《亚洲雄风》的前奏，一浪一浪从人堆里涌出来。
他前世看过这场开幕式，看得清楚，座椅是软的，屏幕是巨大的。这一世他站在最后头，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几十个后脑勺，听见身边人的欢呼。
散场往回走，同宿舍的本地学生问他：“哎，陶爱民，你们县里，看上电视的人多吗？“
“不多。“他说，“一个村一两台。“
“那你今儿算开眼了。“
“嗯，“他说，“开眼了。“
夜里，楼道安静下来。他躺在铁架床上，身子随着床架偶尔一声轻响。窗外是临江的路灯，一盏一盏，比清源的亮，比上海的密。
这座城，前世他住了二十年，闭着眼都认得每一条街。这一世，他要用四年，重新把它认一遍——从上铺认起。
熄灯前，他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
十月底，临江线，第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