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四日夜里，陶爱民到家的时候，院门还开着。
母亲坐在门槛上等。听见脚步声，她站起来，第一件事不是问吃了没有，而是伸手去摸他的衣角——从肩摸到腰，从腰摸到裤脚，摸完了，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堂屋里，煤油灯拨亮了。陶爱民把裤腰里那一圈解下来，一沓一沓码在八仙桌上，又从帆布包夹层里取出两沓，也码上去。点完，他翻开作业本，把账念给父母听。
“本钱四千二。上海出手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回来的车票、四天的饭钱、零用，五十八块四毛。“他笔尖点在最后一行，“净落三百七十九块一。眼下家里，四千三百七十九块一毛。“
屋里静。灯花爆了一下。
母亲先动弹，伸手往桌上去摸那沓钱，摸到了又缩回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再去摸。父亲没看钱，看的是儿子的脸。
“瘦了。“他说，“黑了。“
第二天一早，陶爱民去了一趟县城，城关老银匠的铺子。
去之前，他在院里站了一会儿。赎镯子这件事，他盘算了三个晚上。按生意的章程，这六十块钱此刻不该花——它躺在账上，是滚动的本钱。可他最后还是把算盘推开了：账是死的，娘的手腕是活的。有些账不能只算利钱。
镯子在柜台最里头的木匣子里躺着，用红绒布包着。老银匠六十多岁，眼皮耷拉着，把镯子取出来，对着门口的光转了一圈。
“东西给你留着。可你过了日子了。“老银匠慢悠悠地说，“六月十一押的，讲好六十天，八月十号为限。今儿都九月五号了。“
陶爱民站着，没辩解。规矩是人家的规矩，理亏的是他。他把镯子接过来，双手捧着看了一遍——接口处那道细细的錾痕还在，是外婆传给母亲时就有的一道纹。
“该多少，您说。“
“过期一天加一毛，你这都二十多天了。“老银匠扒拉了一下算盘，又摆摆手，“算了，街里街坊的，看你是个学生。加两块，凑六十块。往后当东西，记着日子。“
陶爱民数了六十块钱放在柜台上，又多放了一毛：“那二十六天，一天一毛，是二十六天的规矩。该给的是该给的。“
老银匠捏起那一毛钱，抬头重新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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