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镯子回到家，母亲正在院里晒被子。她看见那个红绒布包，手在被子上一按，人就不动了。半晌，她接过来说：“又乱花钱。赎它干什么，押着就押着。“
“说过不能动，就是不能动。“陶爱民说，“妈，戴上。“
母亲背过身去，好一阵才转回来。手腕上，镯子贴着晒得发红的皮肤。她把手腕抬起来看了看，说了句“和面的时候磕手“，就去灶间了。那天晚饭，她多切了半碗咸鸭蛋。
赎完镯子，账上剩四千三百一十九块一毛。
当天夜里，陶爱民把八仙桌擦了三遍，铺开一张两毛五分钱买的全国交通图，用铅笔在合肥的位置上画了个圈。
“第二趟，走合肥。“他对父母说，“上海柜台收九十七块五，合肥私下转手，七块、七二折都有，比汉丰还低一成。中间差着二十多个点。“
“那为啥便宜？“母亲问。她现在学会问行情了。
“因为合肥的柜台收得少，一天放两百个号，排到天黑也轮不上。“陶爱民说，“货捏在号贩子手里，出不去，只能贱卖。“
“那你排得上？“
“我不排。“他说。
灯下，他把老马在火车上说的那些话，一条一条写给父母看：号是排不来的，是分好的；本地黄牛人头熟，把号拿死了；外乡人去，能收到货比登天难。
“号贩子图的什么？“他自问自答，“图安稳。他们收了券，要么自己跑上海，担风险、耗工夫；要么加两个点卖给大户，赚个辛苦钱。既然有人肯出两个点买他们的安稳——我就当那个买安稳的人。我不去抢号，我去买他们的货。柜台价他们收，我加两个点全拿，他们不用挪窝，我不用排队。“
这套话他说得很慢，说到最后，父亲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听不懂。“父亲说，“可听着像那么回事。“
“一句话，“陶爱民说，“他挣他的跑腿钱，我挣我的路脚钱。谁也不碍谁。“
九月六号下午，李正律来串门。
他也快走了——江东政法学院九月十六号新生报到，就剩十天。两个准大学生坐在门槛上，一人捧半个西瓜——李家自留地最后一茬的瓜，不甜了，沙瓤，起沙。
“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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