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全车厢:这人身上有货。打?他一个十八岁的学生,对面是两个惯犯。
他把这三条路一条一条划掉了。剩下的那条路,是他三十七年里用惯了的——找管这段秩序的人。
他动了。不是躲,是站起来,抱起包,大大方方地、慢慢往车厢连接处走。高颧骨一愣,报纸停在半空。陶爱民没看他,走到连接处,敲开了列车员室的门。
“同志,我找您说个事。“他的声音不高,但稳,“我是东江大学的学生,家在汉丰农村,去合肥给我爸办事。“
“什么事?“
“我裤腰里缝着八千块钱。“他说,“家里卖了猪、卖了粮、跟亲戚凑的,本钱。车厢里那两个人,从临江站就跟着我,换了两次座位,有个高颧骨的刚才拿报纸卷着东西往我这边蹭。我不惊动他们,也不给您添乱——我就求一件事,让我在这门口坐到合肥。“
列车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师傅,上上下下看了他一遍,转身就去了乘务室。几分钟后,列车长来了,身后跟着乘警。
陶爱民又把话原样说了一遍:身份,去向,钱数。说到钱数的时候,他没有往小里说。他清楚,这种时候把数说小,等于把事说小;把事说小,人家就只当你是胆小的学生。
列车长听完,看了看他,问:“钱怎么带的?“
“缝在裤腰里,分三处。“
“八千块缝裤腰,“列车长皱眉,“你这学生,胆子倒大。钱怎么不汇过去?“
“汇的钱取不出来急用。“
列车长没再问,朝乘警抬了抬下巴。乘警没去抓人,就做了一件事: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在车厢里慢慢走了一个来回,走到那两个人跟前,站住,掏出烟,慢慢点着,抽完一支,才走。回来以后,他往车厢连接处一站,就站在陶爱民斜对面,不说话。
乘警四十来岁,脸膛黑红,一站定,像半截铁轨。过了两站,他忽然低声开了口:“看出来了,你不像头一回出门。“
“不是。“
“那你该知道,“乘警眼睛看着车厢那头,“干我们这行的,最怕的不是贼,是出了事没人吱声。贼再横,他怕的就是穿这身皮的走过来。你不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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