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本事他前世也会，只是用错了地方。
当晚，通知书被母亲用报纸包了两层，压进铁皮饼干盒最底下——压在了存折原来的位置上。存折已经空了，那个位置，现在轮到它镇着。
八月三十，家庭会议。
炕桌上摊着陶爱民画的表格，一格一格，是这一个月里他一笔一笔记下来的账。
“东大是公费，学费不要钱。“他指给父母看，“学杂费、书本费、住宿费，一年七拼八凑，六七十块。学校每月发助学金，十九块五。也就是说，我上这个学，一年跟家里要的，满打满算，一百块封顶。“
“那一百也不该你出。“父亲说。
“这一百，从我这两个月挣的里头出。“陶爱民说，“四千二的本钱，一分不动。“
屋里安静下来。这两个月，他没有闲着。分数出来之前的整个七月，他跑了三趟县城、两趟汉丰，把国库券的门道摸了个底透：哪个储蓄所门口有人私下转券，转什么价；票贩子收几折、卖几折；上海那边的行情，他托信用社的人问了三回，得到的都是一个数——柜台挂牌收购，贴着面值走。
这些，账本上都有。父母看不太懂，可他们看得懂最后一行：头一趟的本钱两千，四天一个来回，稳当的利，一到两成。
“钱，明天我给你缝上。“母亲说。她没有再提投机倒把，也没有再提老李。她的儿子是全省第三，她说不过他，她只想给他把针脚缝密一点。
八月三十一，白天，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去镇中学开介绍信。出门住店要介绍信，学校给他开了一张“本校学生赴沪办理入学事宜“，盖了章。张老师把信纸吹了吹，说：“本来我该再劝你一回。想通了——你的路，你自己攥着呢。“
第二件，把两千块缝进裤腰。母亲缝的，针脚密得像纳鞋底。剩下两千，一半缝进他背的帆布包夹层，一半压回饼干盒——“家里藏一半“，这一条是他定的，写在那三页纸的第二页上，父亲看过的。
第三件，画路线图。一张纸，三条线：清源到汉丰，汉丰到上海，上海回清源。每一站的车次、钟点、票价，都标着小字。他跟父亲交底：“头一趟，我先在汉丰地面上收货，两天。收够了，夜车去上海，出手，当天回。四天。“
父亲听完，只问了一句：“跟谁学的这一套？“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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