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顿了顿。他能说是跟往后三十七年那些成千上万份可研报告、风险评估、应急预案学的吗？
“跟您学的。“他说，“您干活，从来不干没数的活。“
傍晚，李正律来了。
他也拿到了通知书——江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就在临江。两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沿着田埂走到清河边，在草坡上坐下。河水浑黄，一步能跨过去，晚霞把水面染成一片铜色。
“以后你在大城市学经济，我在大城市学法律。“李正律拔了根草叼着，“毕业了，你挣你的钱，我当我的检察官，谁也别沾谁的光。“
“行。“陶爱民说，“不过我先跟你把话放在这儿——往后我要是干了违法的事，你别讲情面。“
李正律斜他一眼：“呸。好好说话。“
两人笑了。远处村子里的广播喇叭隐隐地响，说的是亚运会的圣火，再有二十来天，要在北京点起来了。
夜里，陶爱民睡不着，一个人又走到了院里。
三十七年前的这一个月，他也在等通知书。那时候等来的是什么？是父亲省下的烟钱，是母亲缝在被子里的三十块钱，是一个少年背着一床新弹的棉絮，惶惶地进了省城的校门，从头到尾攥着拳头，因为两手空空。
这一世，他也两手空空地站在这个院子里。可这一回，他兜里有两千块缝在腰上，脑子里有三十七年——哪一个省哪一年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哪一条政策会在哪一年落地，哪一条河会在哪一年发大水，他都知道。
他抬眼看了看天。没有雨，满天星斗，银河斜斜地挂在红旗山的山脊上。
序章里那场雨，下在三十七年之后。他现在站的地方，离那场雨隔着一整个人生。
“从头来。“他对着院子说了一句，声音很低。
九月一日，凌晨三点四十。
父亲把帆布包捆上板车，检查了两道绳。母亲往包侧兜里塞了一布袋煮鸡蛋、一包炒花生，塞完了又摸一遍针脚。
过路车四点二十进站。站台上就七八个人，一盏白炽灯，灯下飞着蛾子。陶爱民背着包，站在白线里头，回头看了父母一眼——母亲在抹眼睛，父亲冲他抬了抬下巴。
汽笛响了。
绿皮车进站，慢下来，车门打开。陶爱民踏上踏板的时候，心里念的是路线图上的下一站：
汉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