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车间主任来了，跟父亲一人一句“应该的“，喝了三个满杯。陶援朝平时二两的量，那天被人你一杯我一杯，喝到了底朝天。人散了，桌歪着，碗筷没人收，他还在院里坐着，红着脸，眼睛发直。
陶爱民去扶他，被他一把攥住手腕。那只手劲大，攥得他生疼。
“爱民。“
“哎。“
“你爷爷，一辈子最远到过县城。“父亲的舌头大了，可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我，最远到过汉丰。你——“他停了停，像是在脑子里找全省最好的地方，“你往后，是要去大地方的。“
“去多远的地儿，“陶爱民架着父亲的胳膊，“也是您儿子。“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忽然又正色，凑近了压低声音，跟说什么机密似的：“北大咋不去？啊？是不是家里钱不凑手？爸还能干二十年——“
“东大好。“陶爱民说，“我留在江东，有账要算。“
父亲没听懂这句。他也不需要懂。他顺着自己的酒劲往下说，说他十四岁进厂当学徒，一年罚站几百个小时；说师傅传手艺那天讲的“活儿要往骨头里做“；说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他一张没扔，都拿报纸包着，压在樟木箱子最底下，“潮天要拿出来晒的“。
说到一半，他吐了。陶爱民把他的头扶正，拍背，打水，擦脸，折腾到半夜。最后父亲靠在门框上睡着了，一百六十多斤的人，肩膀塌下来，整个人的分量都挂在那个门框上。
陶爱民架着他往屋里走的时候，忽然停了半步。
门框。
三十七年后，另一个老人抱着另一个门框，也是这样，把一辈子的分量都挂了上去。
他把父亲安顿好，掖了被角，站在屋里看了一会儿。父亲睡着了还在笑，眉眼舒展得像个孩子。前世，这个人七十四岁走的时候，枕头底下压着的是那枚擦得锃亮的厂牌，和一张他站在**台上的报纸照片。
这一世，都还来得及。
他轻手轻脚地出来，带上门。院里月色正好，母亲在灶间刷碗，哗啦，哗啦。他在磨刀石旁边蹲下来，从怀里掏出那个作业本，翻到写着账的那一页，就着月光，在“四千二百元“底下，又添了一行小字：
数学一百二。前世欠的，这一世先还上第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