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写纸誊的两份，一份给学校，一份塞进陶爱民手里，另一行小字是单科：语文一百零九，全市单科第一，作文据说在阅卷点被传着看了；数学一百二十。
满分。
陶爱民捏着那张纸，看的时间最长的是数学那一行。前世那道丢了负号的大题、丢掉的七分、蹲在院里抽了一夜烟的父亲、信用社那八十块钱的复读贷款——一百二十，一分不差，全找回来了。
他没出声。母亲在围裙上擦着手，擦了一遍又一遍，忽然转身往灶间跑，说要炒花生，跑两步又回来，把分数条要过去看了一遍，确认“六“字后面跟着的是“百八十七“，又跑了。父亲站在当场，手在裤缝上蹭了两回，又蹭了两回，最后憋出一句：“我上我那屋躺会儿。“进屋，半天没动静。
镇上炸了。
当天傍晚，有线广播的喇叭念了一遍红旗中学的录取情况，念到“全省第三“四个字，播音员的调门都变了调。第二天一早，红旗中学门口贴出红榜，红纸黑字，围了三层人。镇政府来了干事，厂里来了工会**，供销社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跟买肥皂的顾客把这事讲了整整一天。县报记者骑着自行车来了，要给“全省第三“拍张照。
陶爱民把父母拉到镜头里，自己站在边上，对记者也只说了一句：“老师教得好，家里供得起。“
门里门外的人都说这孩子稳，出名了都不飘。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不是少年老成——是他三十七年里上过的镜、剪过的彩、应付过的场面，比这条街所有人加起来都多。前世三十九岁他第一次以市长身份面对满堂镜头，说的开场白，也是这七个字的路数。镜头这个东西，他打心眼里敬畏：它给出去的东西，早晚要连本带利收回来。
李正律的分数也出来了，五百六十一，过重点线九分。全校上线的一共五个人，红榜上两个名字挨着。李正律挤在人堆里看榜，看了半天，回头第一句话是：“你数学一百二？陶爱民，你上回模考数学才九十八。“第二句是：“行，你欠我的那半个西瓜，不要了。“
那半个西瓜，是九岁那年偷瓜事发之后，李正律掰给他的半块干粮换的说法——他记到今天。
真正绷不住的，是父亲。
八月头上，厂里、镇里、亲戚家的恭贺攒成了三桌酒，摆在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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