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银行的柜台贴着公告。“陶爱民不急不恼，“低价的地方买，高价的地方卖，一不偷二不抢，票据过的是银行的柜台。您不信，明天我去问信用社的主任，让他给我讲政策。“
“政策政策，“母亲的声音低下去，“万一亏了呢？四千二，你爸不吃不喝也得挣一年半。“
“不会亏。“他说，“价差是明摆着的，我算过三遍。最坏的情况，国库券捏在手里到期，国家还本付息，一年百分之十几的利息，比存银行高。“
母亲看向父亲。
父亲一直没说话。他坐在桌边，手指在桌面上慢慢地敲——那是他在车间里琢磨一个难活时的动作。敲了足有一支烟的工夫，他开口了，问的不是“亏不亏“，问的是：
“四千二，你都算进去了？路费、住宿、被偷被抢，算了吗？“
陶爱民心里一热。
这是个好问题。全红旗镇，只有这个八级钳工，问出了生意人的问题。
“算了。“他说，“所以第一趟我只带一半本钱。摸清了路子，再跑大的。钱缝在裤腰里，夜车不睡死。“
父亲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父亲站起来，说了今晚的第三句话：
“睡觉。明天再说。“
这一夜，里屋的灯亮到很晚。父母压低声音的商量，隔着板壁一句一句传过来——母亲说风险，父亲基本不吭声，偶尔一句“他从小算账没错过“，母亲说舅舅家也不宽裕，父亲说“我明天跟他去“。后来说什么听不清了，只剩母亲一声长一声短的叹气。
陶爱民躺在床上，睁着眼，没有去听。
第二天清晨五点，天刚蒙蒙亮，他被院里“哗啦“一声响弄醒。推开窗——
父亲在院里。天井的青石板上，整整齐齐码着六条鼓鼓的蛇皮袋。墙根靠着那杆大秤，秤砣搁在秤盘里。父亲弯着腰，把最后半箩稻谷倒进第六条袋子，扎口，动作利落得像在装配一台变速箱。
听见窗户响，父亲直起腰，抬头看了他一眼，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只说了一句话：
“过完秤了。三百一十二斤，一粒没少。“
灶间飘来稀饭的香气，母亲在拉风箱，风箱的节奏比平时快。过了一会儿，她隔着院子喊，声音哑哑的，带着浓重的鼻音：
“爱民，把你舅家的地址找出来——吃过饭，你爸带你去你舅家！“
陶爱民站在窗口，看着那六条蛇皮袋，看了很久。
四千二百块，是要从三百一十二斤稻谷开始攒的。
他转身回屋，从抽屉最底层拿出那个铁皮饼干盒，取出存折，翻开第一页——137.60元。他合上存折，把它装进贴身的衣袋里，然后从书包夹层里，把母亲塞的那两块钱，也一并装了进去。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日，早晨五点二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