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
后半句不用说完。现在，三年一小淹，五年一大淹。淹的是田，赔的是种田人的血汗。
“爸，“陶爱民看着那条河，说，“这条河，早晚有一天要清淤。“
“清一条河要多少钱，你知道吗？“父亲看了他一眼，“去年镇里报过一回，上面没批。没钱。“
“总有一天会有钱。“陶爱民说，“也总有一天，会有个管这个事的人。“
父亲没接话。他重新跨上车。陶爱民坐回后座，风从耳边过去，他扭头看了一眼那条河——三十七年里他修过的最大的项目是三百公里的沿江公路带，可这一刻让他心里发沉的，是眼前这条十七点四公里的小河。
到家时，母亲已经把饭做好了。真真正正的一顿好饭：韭菜炒鸡蛋，豆角焖面，煎了两条小鲫鱼，还有一瓶攒着没舍得喝的橘子汽水。
“考完了就好，考完了就好。“母亲一边盛饭一边念叨，眼圈红红的，却笑着，“不管考得咋样，先吃一顿饱的。“
“考得咋样？“父亲问。
陶爱民扒完了一口豆角焖面，放下筷子。
他知道父母在等什么。等一个“考得好“或者“考得不好“，等一个能让他们踏实的答案。这个答案，他给得起——但他说出口的不是这个。
“爸，妈，“他说，“我估了分。六百八往上，发挥正常的话，能到六百八十五。“
筷子掉在了桌上。母亲的。
“全、全省前十？“她的声音都变了调，“爱民，你不是说梦话吧？前三模你最高才六百四……“
“模考是模考，“陶爱民说，“这次题顺。“
“题顺也不能顺出四十分……“母亲还在抖。父亲的筷子也停了，他把儿子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像在检查一件刚出车的活儿有没有暗伤。看完，他没说话，端起碗，扒了一大口饭——陶爱民认得这个动作。这是父亲高兴到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唯一的表达。
等到母亲的情绪落回地面，陶爱民把话头接了下去。
“分是分。还有一件事，我跟你们商量。“
他说了。从信用社的黑板报说起，说到国库券在合肥七八折、在上海贴着面值；说到一趟能挣一成到一成五，四天一个来回；说到等分数、等通知书的这一个多月，别的考生在家歇着，他要出去跑——先去县城、再去省城，摸清行情，然后去上海。
“家里的稻谷，卖了吧。“他最后说，“再跟舅借点钱。凑四千二，我做本。“
屋里一下子静了。
灶膛里的火还没熄透，噼啪响了一声。
“不行。“母亲第一个炸了，“那叫什么？那叫投机倒把。前年供销社的老李倒卖化肥指标，抓起来游街，你没看见？你一个学生——“
“妈，国库券是国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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