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一，天没亮透，陶援朝从队里借来的板车已经套上了绳。
六条蛇皮袋码在车板上，绳子勒了三道。陶爱民在后面推，父亲在前面拉，出陶家湾的土路还带着夜里的潮气，车轱辘压出两道深印。
“粮站几点开门？“他问。
“七点半。“父亲头也不回，“赶早，不赶集。“
不赶集——今天不是集日，交议购粮的人少，过磅快，价钱也问得清。这个安排没有一个人跟父亲商量过，是他自己定的。陶爱民在车后头推着，心里想：这个家里，路数最清楚的人，从来不是说话最多的那个。
七点四十，红旗镇粮站。
司磅员姓侯，六袋稻谷一袋一袋上磅，唱秤的声音又高又长。最后合计，三百一十二斤，一斤不差——父亲在家过的秤，跟公家的磅准得严丝合缝。
“议购价四毛五。“开票的会计拨着算盘，“三百一十二斤，“
“一百四十块零四毛。“窗口外头，陶爱民接了一句。
算盘珠子停了半拍。会计抬起头，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两手空空，连个算盘都没拿。他低头把最后一档拨完，票据从窗口推出来，正好一百四十块零四毛。
“小伙子，在哪儿学的算盘？“
“没学过。“陶爱民说，“老师教得好。“
付款窗口数出钱来：四张大团结，剩下的是一块两块的票子，还有一把用纸条箍着的毛票。父亲接了，点了两遍，卷进手绢塞进贴身衣袋，再把六条空蛇皮袋一抖一抖叠好，动作跟收拾工具一样。
九点半，镇食品站。
猪在板车上叫了一路，进了院子倒安静了。验级员围着它转了一圈，捏了捏脊背上的膘，报价：“毛猪，一块五。“
过磅，一百七十六斤。
陶爱民站在一边，看那个数字落在单子上：二百六十四块。他在心里又过了一遍——再养两个月，催到两百二十斤，能卖三百三十块，差价六十六。前几天夜里，母亲跟父亲算的那笔“亏六十块“，就是这笔账。
父亲蹲在墙根点了一支烟。猪被赶进圈的时候，他没看。
养了两年的猪，他没看。
中午，清源县城。
舅家在铁西农机站家属院，三间平房，院里搭着棚，棚底下摞着两台拆开的手扶拖拉机，零件按拆下来的顺序一溜排开，每个螺钉都穿在纸板上，写着序号。
舅舅杨立冬从棚子底下直起腰。四十五岁的人，手掌摊开来比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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