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早晨七点四十，红旗中学。
校门口的两排白杨树上蝉声大作，操场上拉了一条横幅：热烈祝贺我校考生取得优异成绩——去年挂的，红布晒得发白，没人摘。树荫底下支着一张乒乓球台，台上摆着一口大茶桶，桶身上用红漆写着“考生用水“，漆字缺了两笔。
陶爱民到得早。他在校门口的树荫里站了十分钟，看人。
看考生的脸。紧张的、麻木的、故作轻松的；有父亲送来的，一路替儿子背着书包，到了门口把书包递过去，手在裤缝上蹭了两回；有自己骑车三十里来的，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进了考场掏出毛巾先擦桌子；还有个女生，在校门口把一本书塞给陪考的母亲，说了句“妈你拿着，别看“，脸就红了。
这些脸他都认识。不是认识这一个个具体的人——是认识这种神情。三十七年里，他在无数个会场上见过同样的神情，只是把准考证换成了汇报材料。人这一辈子怕的东西会变，怕的样子不变。
八点整，开考。
第一场，语文。
发卷之前，监考老师验准考证，一个一个对照片。教室是初三（2）班的，木课桌，桌面上刻着字，桌腿不平，前排的考生往桌脚底下垫了半块橡皮。粉笔槽里还留着半截粉笔，黑板上写着四个字：沉着冷静。
卷子发下来，先写作文——这是陶爱民的习惯，也是他三十七年后带出来的规矩：先把最难的事办了，心里就定了。
作文是材料题。
材料说：一对孪生小姑娘走进玫瑰园，不多会儿，一个小姑娘跑回来对母亲说：这里是个坏地方，每朵花下面都有刺。另一个小姑娘过一会儿也跑回来，对母亲说：这里是个好地方，每丛刺上面都有花。
要求：就第二个小姑娘的说法，联系实际，自选角度，写一篇不少于六百字的议论文。
考场上响起一片吸气声。
陶爱民盯着这段材料，看了足足三分钟。
这段材料，他这辈子忘不了。前世这一天，他写的是最讨巧的路子——世上既有花也有刺，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得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分数。后来他才知道，那年全省这篇作文拉开的差距，比一道数学大题还大。
十八岁的人，只能看见刺上有花。
可他已经不是十八岁的人了。他见过一个省最漂亮的新区和这个省最黑的下水道；见过**台上讲廉洁的人家里搜出成箱的现金，也见过一个八十九岁的老人把半个馒头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