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陶爱民去了清河边。
出门的时候母亲让他带伞，他没带。六月的傍晚，天边堆着云，云底下是压得很低的绿色，那是清河两岸三千亩稻田。稻子正在拔节，风一过，一整片一整片地伏下去又立起来，像有什么东西在田间走。
清河在镇的北面。他沿着田埂走过去，远远就看见那道河堤——说是堤，其实已经不像堤了。堤顶被人踩出了路，堤坡上种着黄豆，河道从堤中间流过去，窄的地方一步能跨过去，水浑黄，流得很慢。
十七年没疏浚过的河，就是这个样子。
河床一年一年地淤高，河道一年一年地变窄，汛期一来，上游下来的水没有地方走，就漫过堤顶往田里灌。红旗镇的老人都知道：清河三年一小淹，五年一大淹。去年秋天那场水，淹了三千一百亩，最深处齐腰，晚稻绝收。
前世，他也是站在这样的堤上看这条河。不过那是四年后，1994年的夏天，他刚回镇上报到，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沿着河堤跑了一整天。那时候他看着淤成一条水沟的清河，心里想的是：这镇上连一条河都治不起，我在这儿能干出什么名堂。
两年后，他干出来了。以工代赈，受益户投劳，河道砂石收益抵工程款，十七点四公里，八万六千个工日，总造价三百四十万，财政只掏了一百三十万。再往后，1998年夏天，那场大水冲垮了周围所有的堤，只有红旗镇的清河，零溃口，零死亡。
但那是后来的事。后来的事里还有一件，他不想细想，又不能不想——1998年8月，三十米的溃口出现在上游邻镇，洪水扑向红旗镇的方向，是一个镇长和一个派出所长，在堤上守了十一天十夜之后，跳进了水里。
堤还在，河还在，一切都可以重来。
陶爱民脱了鞋，把裤腿卷到膝盖，从堤坡走下去，一脚踩进了清河里。
水凉。
六月的河水，凉的成分很复杂：上游山塘放下来的水，地下水渗出来的水，还有河底那种常年不见天日的、阴凉的淤泥。脚底下是卵石，圆的，滑的，硌得脚心发麻。水流过小腿，一层一层地推，像无数只小手在轻轻扒着。
他在水里站了很久。
三十七年了——他这一辈子，从十八岁到五十五岁，摸过**台的天鹅绒，握过几十万人的手，端过国宴的酒杯，也戴过冰凉的手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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