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早想好了。“李正律连磕巴都不打，“江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出来进检察院。“
“为什么是检察院？“
“因为检察院管官。“李正律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前面的路，“咱们镇上，官要是好官，老百姓的日子就顺一半。官要是坏官，神仙也救不了。我想当那个——谁犯了法，我就查谁的那个人。“
他说得平平常常，像在说明天要交几张卷子。
陶爱民侧过头，认认真真看了他的发小一眼。前世，这个人从县检察院的书记员干起，一路干到省纪委书记，三十三年里查过的案子摞起来比人高。而他们两个人之间隔着的那句话——“哪天你有问题，第一个来找你的就是我“——要到四年后，在县公证处的一张桌子前，才会正式说出口。
但有些种子，1990年的这条土街上，已经埋下了。
“行。“陶爱民说，“到时候你查案，我干活，咱们一个抓坏的，一个办好的。“
“谁跟你咱们。“李正律把水壶甩回肩上，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先把数学考及格再说。全校就传你语文全市第一、数学全校第十七——第十七，陶爱民，你要是这次数学再砸了，就跟我一起进复读班，我给你占座。“
“不占。“陶爱民说，“这次砸不了。“
下午回到家，母亲在补一件衬衫，父亲五点半下班进门，身上带回来一股金属切削液的味道。他的手指缝是黑的，指甲修得极短——八级钳工的手，二十年都是这样，肥皂洗不掉那层黑，那是长在手纹里的。
晚饭是稀饭、咸菜、韭菜炒鸡蛋。一碟鸡蛋，母亲大部分拨进了儿子碗里。
饭桌上，父亲陶援朝总共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厂里这批水泵，赶月底要交货。“——这是说他自己的。
第二句：“吃菜。“——这是说给全桌的。
第三句是放下筷子之后，看着儿子说的：“笔带两支。别慌。“
说完他就出门了，去院里侍弄那几分菜地。月光底下，一个沉默的男人蹲在垄沟边，一根一根地给豆角搭架子，搭得比别人家的都直。
夜里，陶爱民把书包收拾好了：准考证压在最底层，两支钢笔灌满蓝黑墨水，垫板，直尺，橡皮。做完这些，他从书包夹层里摸出两张纸币——母亲下午趁他不注意塞进来的，两块钱，一张一块的、一张一块的，都是连号的新票，是母亲在棉纺厂一个月九十来块的工资里，一张一张攒的。
前世，他收下的第一笔钱是两万块。
两块和两万，隔着三十七年，中间隔着一张判决书。
陶爱民把那两块钱原样放回夹层，压平，拉上拉链。
这一回，他要从一个只够吃两顿饭的数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