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火车，从哪儿坐？“
“清源县城，火车站。一天两班过路车，凌晨一班，下午一班。“女营业员狐疑地看着这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小伙子，你问这个干啥？你看着像个学生啊。“
“明天高考。“陶爱民笑了笑，“考完了，想出去见见世面。“
出了信用社，日头升高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从街口突突地开过去，卷起一路黄土。
粉尘腾起来的那一瞬间，陶爱民僵在了原地。
那股味道——干燥的、呛人的、带着一点砖腥味的土——劈头盖脸地罩下来。眼前的主街没了，供销社没了，他看见的是一条挤满推土机的巷子，一个抱着门框的老人，一条弯成奇怪角度的腿，和满天的、落在头发上滚烫的灰。
老天爷啊，谁能帮帮我们。
“喂。“
有人拍他的肩膀。陶爱民一回头，一只灌满凉水的军用水壶递到他面前。
“中暑了？“李正律站在他身后，方脸，浓眉，个子不高，肩膀宽得像半扇门板，“大晴天站在路中间发什么愣。“
陶爱民接过来灌了一口。井水，凉得激牙。他把水壶还回去，呼吸慢慢匀下来——一，二，三……他在心里默数到十，把那条巷子、那个老人、那声喊，重新压回三十七年之后。
“想考试的事。“他说。
“想考试的事会想出汗？“李正律不信，但也没追。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卷子，卷角都翻毛了，“政治的最后三道大题，我押了三个方向，你要不要看看？“
“你押的什么？“
“一个物价改革，一个沿海开放，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李正律扳着手指头，指关节粗大，“我押了三个月了，每天背到十二点。我爸说我是魔怔了——魔怔就魔怔，我认定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陶爱民看着他，忽然笑了。
李正律，红旗镇李家坳人，跟他同一年生，同一个村小，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坐了三年前后桌。这个人从十岁起就是这样：全班都记不住《中学生守则》，他能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全班都怕他，因为他连老师板书写错一个字都要举手；全班又都服他，因为谁家有事，出力最多的也是他。
九岁那年，陶爱民和两个伙伴偷了生产队地里的西瓜，是李正律去告诉的看瓜老汉。三个人挨了各自家长一顿好打。第二天上学，李正律把自己书包里仅有的一块干粮掰了一半，塞给饿着肚子的陶爱民。
“你举报我，又分我吃的？“那时候陶爱民不解。
“偷瓜是偷瓜，饿是饿。“九岁的李正律说得理直气壮，“两码事。“
两码事。这三个字，这个人认了一辈子。
“正律，“两人并肩往学校走，陶爱民忽然问，“志愿想好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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