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蔡锷灵柩入土为安之后，沈砚之在湖南邵阳只歇了一夜，便启程返滇。
走的时候天还没亮，蔡母让人端来一碗热粥，说什么也要他看着喝下去。老太太七十三了，满头白发梳得一丝不苟，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腰板挺得笔直，从头到尾没有掉一滴眼泪。沈砚之端着粥碗跪在她面前，叫了一声“伯母”，后面的话就再也说不出来了。他见过太多母亲为儿子哭泣的模样——山海关下，武昌城头，川南乡野，每一个倒下的士兵身后都有一个哭干了眼泪的母亲。但蔡母没有哭。她只是伸出枯瘦的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松坡走的路，你接着走。不要回头。”
沈砚之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头里。从邵阳到昆明，三千里路，他走了一个多月。不是路不好走，是他故意走得慢。每到一个县城，他都要停下来看一看——看护国战争打完之后，这些地方变成了什么样子。在湘西，他看到被战火焚毁的村庄正在重建，农人从废墟里扒出烧焦的房梁，用砍刀削去炭化的表面，重新架在土墙上。在黔东，他看到乡绅把护国军阵亡将士的遗物收集起来，在一座破庙里办了一个小小的陈列馆，香案上供着几顶被子弹打穿了的军帽和几把卷了刃的大刀。在滇东北，他看到山里的彝族头人带着族人下山，用马帮驮着粮食和药材送到县城的护国军办事处，说“蔡将军的队伍打北洋兵，我们彝人也要出力”。
这些事让他心里那股火烧得更旺了。蔡锷说得对，革命不是改朝换代。革命是一粒种子，你把它埋进土里，它就会自己生根发芽。你看不见它生长，但它确实在长。在每一座重建的村庄里，在每一顶被供起来的军帽里，在每一个下山送粮的彝人脚夫的马蹄声里。
回到滇西营地那天，山中正下着大雪。
士兵们列队站在雪地里等他，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卷着雪粒打在旗帜上的噼啪声。他走到队伍前面，站定，从怀里掏出蔡锷的那份电文底稿，展开，一字一句地读给所有的将士听。读到“以民为本，以国为重，勿争权位，勿忘初心”时，他的声音已经嘶哑得几乎发不出声。身后那面护国军旗被雪打湿了，沉甸甸地垂在旗杆上，上面的弹孔密密麻麻，像是一张张不肯闭合的嘴。
他收起电文，抬头看着面前这些跟他在枪林弹雨里一路走过来的面孔。有的老了，四十出头的人鬓角已经白了；有的残了，左袖管空荡荡地别在腰间；有的是刚从山里招来的新兵，连枪都端不稳，站在队列里紧张得嘴唇发白。但他们的眼睛和蔡锷一样，亮得很。
“松坡将军走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雪地里传得很远，“但护国军还在。共和还在。你们还在。”
队列里有一个老兵忽然喊了一声：“护国军万岁！”声音粗粝得像砂石摩擦铁板。然后所有人都跟着喊了起来，吼声在雪谷里回荡，把松枝上的积雪震得簌簌往下掉。
沈砚之没有喊。他只是缓缓举起右手，向面前的这支队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雪花落在他的肩章上，很快就积了薄薄的一层。
民国六年春天，局势果然如蔡锷临终前所料，迅速恶化。
先是四川。护国军内部出现了裂痕。罗佩金和戴戡为了争夺四川督军的位置闹得不可开交，唐继尧坐镇云南却隔岸观火，甚至在暗中支持罗佩金排挤戴戡。沈砚之从中斡旋，往返于成都和昆明之间，试图把几方的矛盾压下去。他在成都罗佩金的督军府里拍了桌子，当着满屋子参谋的面说：“松坡将军尸骨未寒，你们就在这里争地盘，对得起谁？”罗佩金脸色铁青，但没有发作。他知道沈砚之说的每一个字都占着理，也知道沈砚之是蔡锷临终前亲口指定的人——护国军里谁都可以不听，唯独不能不听这个被松坡将军托付了后事的人。
但道理归道理，利益归利益。那年夏天，川军在段祺瑞的暗中支持下发动反攻，戴戡在成都被困，罗佩金坐视不救。沈砚之闻讯率部星夜驰援，赶到成都城下时戴戡已经弹尽粮绝。他在城外跟川军打了一仗，以少胜多，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把戴戡从城里接了出来。撤退时他亲自断后，右肩中了一枪，子弹从锁骨下方穿了过去，离主动脉只差半寸。随军医官在路边的一个草棚里给他做手术，没有麻药，他用牙咬着一卷绷带，一声没吭。手术做完，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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