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了单子。给的是现金。”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楼明之问。
胖女人歪着头想了想：“话倒没有。就有一句，挺怪的。他走的时候，跟我说‘阿妹，要是有人来问，你就说我自己来的，没人跟着’。我当时还笑他，拍电影呢？后来也没多想。”
楼明之和谢依兰对视一眼。谢依兰又问：“他往哪边走了？”
胖女人伸手往巷子东头一指：“那边。出巷口是个公交站，他上了去瘦西湖方向的公交。再往后，我就没瞧见了。”
两人道了谢。走出小卖部时，楼明之停了一下，回头看那间浅门面的小店。柳枝在风里摇，把太阳光筛成满地碎金。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谢依兰凑过来看了一眼：“拍什么？”
“门牌号。”楼明之说，“这种老巷子，牌子挂得乱。不拍下来，过几天就忘了。”
谢依兰没再问。两人穿过柳巷，来到那处公交站。站牌锈得厉害，字迹模糊，只有“瘦西湖”几个字还算清楚。楼明之站在站牌下，用指节轻轻敲了敲铁皮，发出沉闷的响。
“师叔去瘦西湖，不奇怪。”谢依兰说，“他以前和我说过，青霜门在扬州有个老故旧，住在瘦西湖边上。只是我那时候小，没记住具体在哪条街。”
“那我们就去瘦西湖。”楼明之说，“先不急着找人。他既然留了线，就是希望我们沿着走。走快了，反而会断。”
谢依兰点头。两人上了公交。车厢里人不多，他们坐在靠后的位置。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暖融融的。路边的梧桐叶已经黄了一半，风一吹，就三五片地落，在路面上打着旋，像一群慌慌张张的金色蝴蝶。
“楼明之。”谢依兰忽然小声叫他，“你对我师叔，了解多少？”
“不多。”楼明之如实说，“只知道他年轻时和你一样，学过武，后来因为青霜门的案子，改名换姓。我恩师留下的笔记里，称他‘谢九山’，旁边打了个问号，又写了一行字：此人危险，需小心。”
谢依兰沉默片刻，忽然轻轻笑了一下：“我师叔确实危险。他杀过两个人。一个是在他逃命路上想抢他半块铜牌的流匪，另一个，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他只和我说过一次，说那时候不杀那个人，死的就是他，而且不止他一个。”
楼明之没说话。车窗外的景色在变，瘦西湖的轮廓已经远远能看见了。水面泛着灰绿的光，几只游船靠在岸边，船头红灯笼还亮着，像夜里忘了熄灭的眼。
“那你怕他吗？”楼明之问。
“怕。”谢依兰回答得很快，几乎没有犹豫，“我小时候最怕他。他从来不笑，总在夜里练剑。后来我长大了，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就不怕了。只剩下心疼。”
楼明之转头看她。她的侧脸被阳光照得柔和，可眼底有一种极深处的冷，像湖底沉了多年的石头。那冷和怕无关，和经历有关。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女人，比他见过的许多老刑警还能扛。
“你这趟找他，不止为了青霜剑谱吧？”他问。
谢依兰摇头：“我想问他一句话。问他二十年了，为什么还不肯回家。”
车停在瘦西湖南门。两人下了车。游人还不算多，三三两两的，有老夫妻慢悠悠地走，有年轻人举着相机拍湖边的残荷。风从湖面上吹来，带着水汽和枯叶的涩味。楼明之把外套拉链拉到顶，衣领竖起来。谢依兰走在他前面，脚步放得很慢。
他们沿着湖岸往北走。谢依兰时不时停下来，看路边的老宅门脸。那些宅子大多改成了茶楼或民宿，白墙青瓦，门楣上挂着各式招牌。有一家叫“南柯旧事”的茶馆，门口摆着两缸残荷，半卷的荷叶像枯黄的旧信笺，在风里轻轻晃。
“这家。”谢依兰忽然停下，目光落在茶馆门楣上挂的一方小木牌上。那木牌极旧，上面刻着一只单足而立的鹤，和铜牌上的几乎一模一样。
楼明之也看见了。两人不动声色地走过去。茶馆不大，里头摆着五六张方桌，墙上挂着几幅字画。靠里的一间半开着门，隐约能听见水壶咕嘟响。一个穿灰布围裙的男人正从里间出来，手里端着个竹簸箕，里面盛着刚炒好的花生米。
“两位喝茶？”男人看他们一眼，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警惕。
谢依兰从口袋里掏出那半块铜牌，放在手心，亮给男人看。男人的脸色变了一下，手一抖，簸箕里的花生米滚出几粒。他迅速把簸箕放在桌上，走过来，压低声音：“你们是山哥的人？”
谢依兰没点头，也没摇头，只说：“谢九山是我师叔。我来找他。”
男人又看楼明之：“他呢？”
“我朋友。”谢依兰说。
男人犹豫了几秒，转身把门关上，又从里间搬出两把椅子，示意他们坐。茶馆里一时静下来，外面的风把门帘吹得一鼓一鼓的，像有什么人在外头往里张望。
“山哥不在这里。”男人给他们倒了茶，“但他留了话。说若是有人持鹤牌来，就告诉他们，去徐凝门桥下，找一只乌篷船。船上挂白布帘，船头站一只黑鱼鹰。”
楼明之端起茶，饮了一口。茶是扬州本地的绿杨春，入口清爽，带点豆香。他放下杯子，问：“这木牌上的鹤，谁刻的？”
男人看了他一眼：“山哥刻的。他说，青霜门的鹤，不能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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