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他是不是冯先生。余老板点了根烟，烟雾被海风吹得四散。他说每年这个日子他都来，风雨不改，今年也不会例外。他认得冯先生的步态——撑着黑伞，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在数着步伐，又像是在丈量什么。余老板说冯先生以前跟他说过，从码头走到客栈正好一段固定的步数，每年他都数，每年都一样。有一次他说今年的步数比去年少了一步，余老板问他是不是码头的路变了，他说不是，是他老了，步子比去年大了一点。
午后的雨下得更密了。客栈门口的招牌被海风吹得来回晃荡，铁链吱吱作响。余老板把门口的花盆全部搬进走廊，把烟灰缸搁在收银台上，把登记表翻到新的一页，钢笔搁在旁边。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慢，像是提前演练过很多次——每年同一天同一时刻，他都在做同样的事。他把黑咖啡的杯子提前放在冯先生惯坐的那张桌子上，杯子里还没倒咖啡，杯壁已经凝出一层薄薄的水雾。
沈若琪站在窗口，看着码头方向。雨幕里，一个人正撑着黑伞往客栈走来。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在数着步伐——余老板说过，从码头到客栈的距离，每年他都在数。黑伞下面是深灰色的西装，肩头被雨打湿了一小片。他走到客栈门口，收起黑伞，抖了抖伞面上的雨水，然后推开门。
余老板抬起头，和往年一样说了一句——“老房间给你留着。”
冯先生站在门口，把黑伞搁在门边的伞架上。他看上去比竣工典礼那张照片上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有很深的皱纹，眼窝深陷，但身形还是精瘦笔挺。西装剪裁得很合身，袖口那枚刻着“管”字的银纽扣在客栈昏暗的灯光下反射着细碎的光。他看见了坐在窗边的阿耀，没有问是谁，只是走到阿耀对面，坐下。这个动作像是已经在脑子里演练过无数次——他知道这张桌子对面迟早会坐着这个人。
“你是顾衍之的儿子。”冯先生把双手搁在膝盖上，坐姿很端正，像是在参加一个等了很久的约会。他确实等了很久——每年都来，每年都坐同一个房间看同一片海，这么多年风雨不改，等的就是这一天。“你的眼睛和他一样，看人的时候不闪。他以前也是这么看我——那年在瞭望台里，他把名单交给我的时候，也是这个眼神。他的眼睛和你一样深，看人的时候不闪不躲，好像什么都看透了，但什么都不说。”
阿耀把老院长那份旧名单从外套内侧掏出来，放在桌上。名单上的字迹已经褪色，对折的痕迹很深，老院长划掉最后一个名字的墨迹还残留在纸面上。冯先生低头看着那份名单，看了很久。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动了一下，想去触碰那张纸，但在碰到纸面之前停住了，只是悬在半空，停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放回膝盖上。他说他认识这份名单——老院长临死前约他见面，在华侨总医院正门，那是竣工典礼上他们合照的位置。那天老院长把这份名单给他看，说上面有十几个名字，大部分已经找到并归档了，但最后一个人怎么也找不到。冯先生告诉他，最后一个人不用找了——就是他自己。老院长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把钢笔从口袋里掏出来，在名单上划掉了最后一个名字。划完之后他把笔收起来，说了一句让冯先生记了很多年的话：“我找了你这么久，原来你一直在我窗外站着。”
冯先生在西装内袋里摸索了一下，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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