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码头客栈的二楼房间，窗口正对着近海。窗外是灰蒙蒙的海天线，近海航道上偶尔有一艘货轮缓缓驶过，汽笛声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叹息。
阿耀在客栈等了三天。每天早上，余老板把早餐端到房间里——一份炒蛋、两片烤面包、一杯黑咖啡，搁在窗台上。阿耀坐在窗口那张旧藤椅上，看着外面的海，一坐就是一整天。藤椅的扶手已经被磨得发亮，藤条在扶手下半部分被磨断了两根，有人用麻绳重新编过，编得歪歪扭扭但很结实。扶手末端缠着一圈褪色的麻绳，绳结打得很丑，但死紧，拆都拆不开。阿耀认得这种绳结——老周头摊位上那些旧烟斗的绑绳也是这个打法。余老板说以前冯先生每次来都坐这把椅子，一坐就是一下午，不说话，只是看着海。有一年扶手断了，他自己拿麻绳缠上的，说不用换新的，修修还能用。
沈若琪住在隔壁房间，白天过来陪他坐着，偶尔起身去楼下倒咖啡。收音机搁在窗台上，天线拔出来半截，正在播一首老爵士乐，调子很缓，和海风的节奏刚好合上。播到一半忽然断了，换成了天气预报，播音员的声音平静地播报近海区域未来几天的降雨概率。她靠在窗框上，手里端着咖啡杯，杯沿已经凉了。她说狗叔的线人刚才发了消息过来，后山禁区里确实住着一个老人，和冯先生说的一样——上一代守关人的师弟，在禁区里独居了很多年，不问世事。山下的人偶尔给他送点米和菜，只送到禁区入口的石头上，他自己搬进去。线人已经想办法联系上了那个老人的徒弟，过几天可以把具体位置和暗号发过来。
阿耀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继续看着窗外的海。余老板每天傍晚上来收咖啡杯，偶尔站在门口和阿耀聊几句。他说冯先生每年都在老院长忌日前后过来，风雨不改。客栈登记表上每年这个日子都留着同一个名字，字迹从潦草到越来越稳，又越来越抖。余老板把登记表翻给阿耀看过——泛黄的纸页上，同一行名字写了一排又一排，墨水的颜色深浅不一，钢笔的笔迹从粗到细又到粗，手指在纸面上划过时能感觉到岁月一层一层压上去的厚度。余老板说冯先生每年都是老规矩：中午到，坐一下午，喝一杯茶，偶尔要一杯黑咖啡，但不加糖不加奶。有一年他问冯先生为什么不换别的时间来，他说这一天是他和一个老朋友的约定，虽然老朋友已经不会来赴约了，但他还是会来。他说过一句让余老板印象很深的话：“人活着总有几件事不需要理由。”每年坐同一班货轮，住同一间房间，坐同一把藤椅，看同一片海。
阿耀问他，冯先生每年离开的时候往哪边走。余老板说他从来不往灯塔那边走——他往码头走，坐下一班货轮离开。但他每次走之前都会在客栈门口站很久，看着灯塔的方向。那个方向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顾衍之的地方，但他从来不上去。阿耀问他为什么，余老板说他问过冯先生同样的问题。冯先生说，他怕上去了就不想下来了。
第四天是个阴天。北边港口的雨天和澜州港不一样——澜州港的雨是斜的，被海风卷着往人脸上扑；北边港口的雨是细密的，像一层灰色的薄纱从天空慢慢垂下来，落在海面上悄无声息，整个港口像被浸在一盆慢慢降温的水里。余老板一大早就起来把门口的花盆搬进走廊，一盆一盆地挪，搬完最后一盆，站在走廊里朝码头方向张望。他说今天会有客人。阿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