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苏砚说。
“茶。”陆时衍说。
薛紫英看了他们一眼，嘴角动了动，没说话。她转身从架子上拿了一瓶冰岛杜松酒和三个玻璃杯，又从热水壶里倒了一杯不知道什么时候泡的红茶，茶叶已经泡得发黑了。她把酒和茶一起端到矮桌上，坐下，给自己倒了半杯杜松酒，没加冰，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搁在膝盖上，用两只手捂着。
“说吧，”她说，“你们大老远飞过来，总不会是为了喝我这杯酒。”
陆时衍端起那杯泡过了头的红茶，喝了一口。茶又苦又涩，但他没皱眉头。他放下杯子的时候，忽然笑了一下——那种笑法苏砚见过一次，是在他发现导师涉案证据的那个深夜。不是开心，是终于要把一块在心里压了很久的石头搬开了。
“薛紫英，”他叫她的全名，语气像是在法庭上宣读一份重要的证词，“我来冰岛之前，跟我的心理医生聊了三次。三次都是同一个话题——‘你怎么看待薛紫英这个人’。第一次我说，她是差点毁了我职业生涯的人。第二次我说，她是救了我和苏砚命的人。第三次，医生问我，‘还有呢’？”
薛紫英把酒杯搁在膝盖上，没有接话。
“我想了很久，”陆时衍说，“最后在飞过来的飞机上想通了。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人里面，做错事之后付出代价最大的那一个。你在资本总部偷那些交易记录的时候，是抱着回不来的打算去的。”
薛紫英的手抖了一下。杜松酒从杯子里洒出来两滴，落在她的羊毛毯上，洇出两个深色的小圆点。她低头看着那两个圆点，像是在看什么重要的证据。
“你不用替我美化。”她的声音很轻，“我做过的那些事，美化不了。该判的，逃不掉。我只是运气好，遇上了一个愿意放过我的人。”
“我说的不是美化。”陆时衍说，“我说的是事实。律师的职业病——只陈述事实，不做价值判断。至于放不放过你——”他转头看了苏砚一眼，“受害人不追究，律师没有立场越俎代庖。”
苏砚白了他一眼：“你说话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我正在努力。”
“这叫努力？”
“刚才那句话里没有出现任何法律术语，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薛紫英忽然笑了。不是那种客套的、敷衍的笑，是真真切切被逗乐了——肩膀在抖，眼睛弯成两道缝，笑到最后居然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弯腰咳了好一阵。她缓过来之后，端起酒杯冲苏砚晃了晃，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你知道我最嫉妒你什么吗？”
“什么？”
“你从来不用跟任何人解释你是谁。”薛紫英把杯子里剩下的酒一口喝完，“我这辈子，在每一个重要的岔路口都选了最错的那条路。不是不知道哪条对，是我不敢选对的——因为对的那条路上，没有我能站的位置。”
窗外忽然亮了一下。
三个人同时转过头去，就看见天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挂上了一道极光。那光是淡绿色的，从地平线的一头蔓延到另一头，像一条被风吹散的纱巾，边缘处泛着隐隐的紫色。它没有固定的形状，随时在变——刚才还像一道瀑布，一眨眼就散成了满天碎光，再一眨眼又重新聚拢，变成一座横跨天际的拱桥。
苏砚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把手掌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她见过无数种光芒——屏幕的光、数据的光、闪光灯的光——但没有一种像极光这样，明明在天上烧得无声又壮烈，落到眼睛里却只剩下温柔。
“你这里每天都能看到吗？”她问。
“不是。”薛紫英也站起来，走到她旁边，“极光不是每天都来。来了也未必看得见，要看天气、要看运气、要看太阳的心情。有时候一连等上十天半个月，连影子都没有。有时候你不等它了，它自己就来了。”
陆时衍没动。他坐在沙发上，端着那杯又苦又涩的红茶，看着窗前并排站着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曾经要娶的女人，一个是他决定要娶的女人。她们站在极光底下，影子被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分不出哪条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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