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的冬天，白天只有四个小时。
苏砚坐在书店二楼的窗台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冰岛语诗集。她一个词都看不懂，但薛紫英说没关系——有些东西本来就不是用来懂的，是用来陪的。这句话从薛紫英嘴里说出来，让苏砚愣了好一会儿。她认识薛紫英的时候，对方还是一个在庭审间隙偷偷补口红的女人，精致到连崩溃都要挑在星期五下班之后，免得耽误周一上班。现在坐在楼下收银台后面那个裹着羊毛毯、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的女人，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人。
薛紫英的书店开在雷克雅未克一条冷清的街道上，隔壁是一家卖手工巧克力的小店，对面是一家从不按时开门的唱片行。书店的名字叫“极夜”，英文和冰岛语各占一行，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小到几乎看不见——“天亮之前，都是昨天”。
陆时衍第一次看到这行字的时候，站在门口抽了一根烟。不是因为他想抽烟，是因为他不知道推开门之后要说什么。他这辈子靠说话吃饭，庭审桌上把人问到哑口无言是家常便饭，但对着一个曾经差点毁了他、又救了他的人，他发现自己的词汇量忽然降到了小学生水平。
苏砚从他手里把烟拿走，掐灭，扔进门口的垃圾桶。垃圾桶是一个废弃的鱼肝油铁桶，上面用冰岛语写着“不可回收”。
“进去吧，”她说，“外面冷。”
“我在组织语言。”
“你组织了一路了。”
“那不一样。飞机上组织的是开场白，现在需要的是正文。”
苏砚看了他一眼。这个在千亿专利案里把对方质证逻辑拆成碎片的男人，此刻站在冰岛冬夜的寒风中，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跟前未婚妻打招呼而不敢进门。她觉得好笑，又觉得有点可爱，但她没说。有些事说破了就不值钱了。
书店的门被从里面推开了。薛紫英站在门口，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一件肥大的冰岛羊毛衫，袖口上沾着咖啡渍。她的头发比在国内时长了，没有染，新长出来的黑发和褪了色的棕黄发尾混在一起，像是有人拿了一把没调匀的颜料往头上一泼，反倒比从前那些精心打理的卷发好看得多。
“我听见有人在门口站了五分钟。”她的声音还是那样，带一点慵懒的尾音，但比以前轻了，像是一块石头在河里被冲刷了太久，棱角还在，但不再硌人，“陆律师，你是不是打算等书店倒闭了再进来？”
陆时衍张了张嘴，准备好的十几种开场白同时涌到嗓子眼，结果一个字都没挤出来。
苏砚替他回答了：“他在组织语言。”
“组织语言？”薛紫英挑了挑眉毛，侧身让开门口，“陆时衍组织语言需要超过三秒钟的事情，我只见过两次。一次是他决定追我的时候，一次是他决定不追我的时候。”
陆时衍终于开口了：“这次是第三次。”
“那确实值得等。”薛紫英转身走进书店，羊毛毯的一角拖在地上，“进来吧，外面冷。冰岛的冬天不讲道理，冻掉耳朵是常有的事。”
书店比从外面看起来要大。四面墙全是书架，中间摆了一张老旧的皮沙发和一张矮桌，桌上散乱地堆着几本冰岛语的旅游手册和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角落里有一架老式黑胶唱片机，正在放一首没有歌词的曲子，旋律很慢，像是雪落在雪上。
苏砚注意到，收银台后面挂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银杏树黄了一树叶子，树下的石凳空着，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在地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黄。她认出了那棵树——电子科大老校区那棵，她父亲生前最喜欢坐的那棵。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钢笔写的字，字迹很淡，像是被水洇过又被晾干了：“没脸回去，就挂在这里看看。”
苏砚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薛紫英注意到她的目光，没有解释，只是把那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正面朝下搁在收银台上。动作很轻，像是在合上一本看完了的书。
“喝什么？”她问，“咖啡？茶？还是酒？冰岛人喝酒不分时候，上午十点就可以开始。在这里，清醒是一种选择，不是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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