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卿那个——查过了没有？”
“查过两遍。老板娘苏曼卿，二十八岁，丈夫三年前在码头事故里死了，带一个儿子，没有不良记录。店里常客多是文化圈的人，也有几个报社记者和美军顾问团的翻译。目前没有发现可疑迹象。”
“没有可疑迹象。”魏正宏重复了这七个字，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腻歪，“三年前死了丈夫，一个女人带个孩子守着一间咖啡店，在台北这种地方能不靠任何人活下来，她本身就不简单。你找个生面孔，去她店里喝三个月咖啡，记她跟谁说话、说什么话、哪杯咖啡续了哪杯没续。记细一点，别光记人，记东西——记她拿哪只手端杯子，记她找零钱的时候先找硬币还是先找纸币。”
江一苇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魏正宏摆摆手让他走了。
门关上之后，魏正宏站起来走到窗边，隔着雨雾看忠孝东路。路上行人缩着脖子赶路，黄包车夫拿油布盖着车座，雨点子打在雨棚上噼里啪啦响。他把额头贴在凉玻璃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那张照片上的小姑娘，豁牙咧嘴笑的，跟他在南京见过的那个李涛，到底有没有关系。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转身回办公桌前，把电话摇到高雄站。对面接起来，他劈头就问：“沈墨那个贸易行，有没有老婆？”
“有。叫陈明月，登记是沈墨的妻子，两人住在盐埕区公寓里。沈墨跑了，她没跑。”
“没跑？现在人呢？”
“昨晚上在自己家里被咱们的人扣了。扣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我丈夫出门办事，你们扣我做什么’。审了一夜，什么都没问出来。她身上就带了一块玉佩和两根铜簪子。”
“铜簪子。”魏正宏的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簪子里头看了没有？”
“看了。是空心的，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魏正宏把电话挂了，在办公室里踱了两个来回，又摇了一次电话，这回打给高雄审讯室。等了大概半分钟，对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困倦的沙哑：“喂。”
“陈太太。我是魏正宏。魏处长。”
对面沉默了两秒。“魏处长好。听说您一直在找我丈夫。”
“不光是找。我发了通缉令，五万银元。你要是知道他在哪儿，这钱你可以挣。”
陈明月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一声，声音里没有害怕，也没有讨好的意思，就是很平常地笑了一下：“魏处长，我嫁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做蔗糖生意的商人，走南闯北的，一年有半年不在家。他去了哪儿，从来不跟我说。您要让我拿这五万块，我是真没这个本事。”
“他说过什么时候回来没有？”
“他说年前一定回来。”陈明月停了一下，声音忽然放软了一点，“魏处长，快过年了。您要是能找着他，跟他说一声，家里的米快吃完了，让他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一袋。要泰国的，别买台湾的，台湾的米他吃不惯。”
魏正宏把电话撂了。他站在桌前想了半天，忽然骂了一声，拿起帽子往外走。
同一时间，台北大稻埕。
颜料行的后仓库里，林默涵蹲在一堆靛蓝染料桶中间，面前摆着半截蜡纸筒、两片从废收音机里拆下来的铜片、一撮从咖啡渣里筛出来的活性炭粉，和一根铜丝。苏曼卿靠在门边给他把风，手里攥着一把咖啡勺，勺柄朝外。
“你这电池能做出来？初中的时候物理课我都没及格过。”
“能做。原理简单，铜片和碳粉中间夹一层沾了盐水的纸，铜丝接两头，出来就是电。”林默涵把蜡纸筒裁开铺平，拿铜片卷了个圆筒，往里填活性炭粉，中间插一根铜丝，再拿盐水纱布裹了一层，外头又套了一个铜筒。接上两根电线，电线头往袖珍发报机的电极上一搭，指示灯微微亮了一下。
“三分钟。”林默涵看了一眼发报机的指针，“最多三分钟。盐水的浓度撑不住太久，三分钟之后电压就掉下去了。”
苏曼卿从兜里掏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递给他：“江一苇送出来的。今天早上放在咖啡馆后门的牛奶箱里，夹在空奶瓶和瓶盖中间。”
林默涵展开纸，上面是一行铅笔字，写得极潦草——“通缉令今天发，全岛贴。魏已启程赴高雄亲自审讯陈。台北站明晚开始全城大搜，重点查商界茶会、同乡会、旅馆。你最多还有三十六小时。影子。”
林默涵把纸上的字看了三遍，火柴点着，扔进铁皮桶里烧了。他蹲在铁皮桶旁边看着纸灰落下去，等最后一点火星灭了，才开口：“老赵的钢笔还在吗？”
苏曼卿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头是一支黑色钢笔，笔帽上有一道裂纹，拿胶布缠了两圈。林默涵把钢笔拿在手里掂了掂，拧开笔帽，从里面抽出一根细细的微缩胶卷，对着灯看了一眼。
“这是老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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