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正宏把那张照片翻过来的时候，窗外正下着台北冬天那种黏黏糊糊的冷雨，雨丝细得跟针尖似的，扎在玻璃上洇成一片雾蒙蒙的水汽。他拿拇指把照片背面蹭了蹭，蹭掉上头沾的灰土，露出一行钢笔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小孩写的——“爸爸打完仗就回家”。
“打完了仗。”魏正宏把照片举到台灯底下，眯着眼看那个“家”字，嘴角慢慢牵起来，“哪个家？大陆的家，还是高雄那个家？”
照片正面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金丝眼镜，头发梳得齐整，穿一件深灰色西装，怀里搂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小姑娘扎两根羊角辫，笑得露出豁了牙的嘴。魏正宏盯着那个男人的脸看了足足三分钟，眼睛没眨。
他把台灯往左边挪了半尺，光从侧面打上去，男人的五官在阴影里变了形。眉骨、鼻梁、下巴线条，一点点跟脑子里那张旧照片对上号。1947年，南京，夫子庙旁边那条巷子里，他亲手抓过一个叫“李涛”的地下党交通员。那个李涛当时也是金丝眼镜，也是文质彬彬的，也是被审讯了三天三夜之后因为证据不足放了。放之前他记得清楚，李涛被吊在审讯室横梁上，脸上肿得跟猪头似的，唯独那副金丝眼镜没歪，镜片后头那双眼睛冷冷地盯着他，盯得他后背发麻。
那眼神，魏正宏记了八年。
“来人。”
机要秘书江一苇推门进来，手里端着杯热茶，杯壁烫得他指头换了两回。他把茶杯搁在魏正宏手边，退半步，声音不高不低：“处座，高雄那边传回来的消息，沈墨的贸易行三天前贴了歇业告示，盐埕区那个公寓人去楼空，东西没动，衣服鞋子都在，抽屉里还有两百多块现金。”
“衣服鞋子都在，人没了。”魏正宏把照片丢到桌上，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没喝，又放下了，“这叫跑。衣服鞋子都不要了，说明跑得急。跑得急是因为有人给他通风报信。谁通的？”
江一苇垂着眼：“正在查。高雄站的人说沈墨走之前那天晚上，码头上有条渔船没登记就出海了，船老大姓周，基隆人，以前有走私前科。”
“姓周的船老大抓了没有？”
“抓了。审讯室里头蹲着呢，什么都不肯说。只说那天下雨，他出海收网，船上没人。”
魏正宏冷笑了一声：“下雨天出海收网。这条鱼收得倒巧。接着审，别上刑，上刑他就乱咬。给他看那张照片——就桌上这张——看他什么反应。”
江一苇应了声，拿了照片转身要走。魏正宏忽然又叫住他：“一苇。”
“处座。”
“沈墨在高雄那些生意，你跟了多久了？”
江一苇站定，转过身来，表情不慌不忙的：“从您二月份让我盯他起，一共跟了十一个月。他的贸易行账目、往来客户、码头出货记录，每个月都做整理报给您。您批示过的。”
“账目上有过问题没有？”
“账面很干净。太干净了。每个月利润、开销、税款，掐得一分不差，连水电费都按实际用量分摊到月份里，这种账在商界叫‘模范账’，放在情报里头叫‘样板账’。”
魏正宏哼了一声，把茶杯盖揭开又盖上，来回盖了三回：“样板账。做样板账的人，要么是会计出身，要么是受过专业训练。沈墨在早稻田学的是经济，做得出这种账。但做这种账的人还有一样毛病，你知道是什么？”
江一苇摇了摇头。
“强迫症。”魏正宏从抽屉里摸出一个小玻璃瓶，倒了两片安眠药搁在手心，没吃，就搁着，“这种人的每个细节都是设计过的。设计过的东西就有规律。你去找他贸易行近半年的所有单据，找出每个月的固定支出里，有没有哪一项金额看着不起眼但每个月都在变的。”
“变多少？”
“变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浮动在贸易行账上根本不算事，财务不会过问，但他如果拿这个当密码用，那这个浮动的数字就有规律。日期、月份、金额，三个数对起来，可能就是发报的时间或者波长。”
江一苇把照片揣进兜里，点了点头：“我这就去办。另外，处座——高雄那边请示，沈墨的通缉令是现在就发，还是等一等？”
“发。今天发。全岛贴，码头、车站、机场、旅馆，一个不漏。悬赏五万银元。”魏正宏把安眠药丢进嘴里，拿冷茶送下去，“另外，台北这边所有商界的茶会、酒会、同乡会，安排人盯着。沈墨在高雄混了三年，在台北不可能没有落脚点。他跑出台北，我信。他跑出台北之后不回来拿东西，我不信。”
“万一他不回来呢？”
“不回来就等。人在跑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是舍不得。他舍不得的东西不在高雄那个公寓里，在台北某个地方。”魏正宏把桌上的文件归拢了一下，忽然想起什么，“对了，那个咖啡店——明星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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