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雨，下了七天。
那种冬天特有的绵密冷雨，从早到晚不停歇，把整座城市泡得发霉。大稻埕的骑楼底下积了水，排水沟堵了菜叶和烟头，水漫上来没过脚踝。街上的行人少了很多，偶尔有一辆三轮车碾过积水，溅起的水花打湿路边摊贩的裤脚，惹来几句闽南话的骂娘声。
颜料行早就关了门。门板上了两道锁，铁链子锈迹斑斑，门口堆着几个空颜料桶，桶底结了硬邦邦的干涸色块。从外面看，这家店至少歇业了半个月。但门板后面的屋子里，有人。
林默涵坐在阁楼的角落里，背靠着墙，膝盖上摊着一份报纸。报纸是半个月前的，日期停在1955年1月7日。头版上有一则不起眼的寻人启事，巴掌大的版面，排在化妆品广告和电影院排片表之间。
“沈墨先生，见字速归。家中有急事。——阿月”
阿月。陈明月的“月”。这则启事刊登在1月7日，现在是1月21日。整整十四天，她没有再登第二则。要么她被抓了，要么她不敢再登。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她出事了。
林默涵把报纸折好，塞进墙角的砖缝里。阁楼很小，人字形的屋顶压得很低，站起来头就碰到横梁。这间颜料行的阁楼是他半个月前转移过来的，苏曼卿安排的。她说这是她丈夫生前租的仓库，特务没搜过。半个月来，他吃喝拉撒都在这个不到四平米的空间里，白天不敢开灯，晚上不敢生火。唯一的窗户是屋顶上一块巴掌大的天窗，玻璃上糊着报纸，只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微光。
他抬起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只旧手表，表盘裂了一道纹，但还在走。时间是下午四点二十分。再过四十分钟，天就要黑了。天黑之后，苏曼卿会来。每隔三天她来一次，带食物、水和外面的消息。上一次来是三天前，她说魏正宏在台北部署了三百多名特务，把大稻埕、艋舺、西门町分成十几个片区挨家挨户搜查。她说江一苇还安全，但军情局内部已经开始排查机要人员，江一苇被暂时调离了核心岗位。
她还说了一件事。陈明月在医院被捕那天，本来有机会跑。特务冲进病房的时候，她正扶着墙在走廊里练习走路，腿上的枪伤还没好利索。她看见特务的第一反应是伸手去够枕头底下的勃朗宁，但特务人多，枪口已经顶到了她的额头。她把手缩回来，靠在墙上，说了一句话。
“别在这儿开枪。这里是医院。有孩子。”
苏曼卿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但林默涵听懂了。那个医院，是台北妇幼医院。陈明月中弹之后，被地下交通员伪装成急诊病人送进去的，住院登记用的是假名字，病房在二楼最里面，隔壁是儿科。她每天都能听到隔壁小孩的哭声，有时候护士抱着婴儿从走廊经过，她会多看两眼。
林默涵闭上眼睛。
阁楼里很冷。他没有生火，寒气从砖缝和屋顶渗进来。他身上裹着一件旧棉袄，棉花硬得跟石头似的，是苏曼卿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棉袄里面，贴身的口袋里揣着两样东西，一样是那本《唐诗三百首》，书页快散架了，翻得最勤的那几页是杜甫的《春望》，字迹边上被他用指甲轻轻划了印子。另一样是陈明月的祖传玉佩，羊脂白玉，半个巴掌大，雕着一只展翅的海燕。玉佩被她用一根红绳系着，绳子上有她手心的温度。
他攥着玉佩，睁开眼。天窗透进来的光又暗了一格。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发麻的双腿，走到阁楼角落，蹲下身，掀开一块松动的地板。地板下面是空的，藏着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是发报机，老式的，零件都是从收音机上拆下来拼的，功率小得可怜，只能发短波，有效距离不到十公里。但就是这台机器，在过去半个月里收发了七次电报，把“台风计划”的调整方案、魏正宏的搜捕部署、江一苇的处境，一条一条传了出去。
他今天要发的第八条，是一条预警。
他重新坐回角落，闭上眼，脑子里把要发的电文再过一遍。字数不能多，多了发送时间太长，容易被侦测。他用的是组织约定的加密方式，每个汉字对应一组数字，数字再转换成电码脉冲。密码本不在他手里，在他脑子里。四年前上岛之前，他花了三个月把整本密码本背下来，然后把密码本烧了。
这次要发的电文只有六个字：“海燕危，暂停联系。”
“海燕”是他的代号。这六个字发出去，意味着他将主动切断与组织的联系。从今以后，他只能一个人。一个人躲，一个人藏，一个人想办法，把手里还没传出去的情报送出去。
“台风计划”的最终方案，还在江一苇的记忆里。只要江一苇安全，情报就安全。可江一苇被调离了核心岗位，接触不到新的文件了。他脑子里的那份方案，就是最后一份。
林默涵睁开眼。天窗彻底暗了。苏曼卿快来了。他把发报机从铁盒子里拿出来，检查了一遍线路，确认电池还有电。然后他把电文在心里默念了三遍，手指搭上发报键。
他等了十分钟。
外面巷子里传来收垃圾的铃铛声。当啷当啷，一个苍老的声音喊着“倒垃圾——倒垃圾——”。三轮车碾过积水的声响，从巷口慢慢移到巷尾，然后消失了。
又过了五分钟。阁楼下面传来三声叩门。一声长，两声短。是约定好的暗号。
林默涵把发报机放回地板下面，盖上木板，踩着不发出声响的步子走到阁楼门口。楼梯很窄，木质的，踩上去吱吱嘎嘎响。他尽量把重心放在脚尖和脚跟，一步步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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