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张奶奶其实就是等死的一个人。她为了不想麻烦我，为了不想做一次次的透析，为了把钱剩下来。就这样准备把自己的生命断送在自己的手上。
她不想治疗吗，不，没有人不会想看好自己的病得，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吗，没钱啊。
一次透析三千块。这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啊。你让她一个老人怎么看病啊。买房借钱吗。
当我听着奶奶说，我人已经活够了，钱就应该留下来给子孙的时候。我留下了眼泪
最后说说，教育问题，这也是奶奶为什么不去治病的第二个原因。
教育产业化已经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社会问题了，社会上竟然有“四个壮男无法供一个大学生读书”的说法，许多贫寒学子不得不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甚至所谓的义务教育也只是家长的义务，多少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因交不起学费而缀学、失学，近两年还有报道子女考上了大学，家长无力送子女读书而自杀的事情，让人叹息之余，更多的是无奈!
张奶奶前面说了为了子孙，为什么为子孙，就是想把房子剩下来。
一个老人为了这三个问题要献出生命，这是何等的荒唐啊
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就是借改革之名形成的，如今住房、医疗、教育“改革”改得遍地是高楼、到处是医院、四处是学校，可是人反而住不起房、治不起病、读不起书了!
我想问问政府为何啊、
“三座大山”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难”与“贵”。在计划经济时代，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大山”是不存在的。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三座大山”如同紧箍咒一般将中国广大民众的利益圈在三大领域，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
我和依玉年纪小，这几天查了很多资料每看多一点就越发的感觉心寒。
其实这“新三座大山”，应该怎样评估和检讨教育、医疗、住房方面已经出现的问题，看法和认南辕北辙。
有的人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错在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有的人认为，教育、医疗、住房领域目前的状况“基本合理”，改革中出现问题是“难免的”，而欲解决这些“难免的”问题则有待于“深化改革”。
我认为，目前在教育、医疗、住房领域存在着很多问题，其后果相当严重，问题的成因并非源于“市场化”改革，而是以各级政府为主体的“改革分利集团”造成的。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遇到财政困难，西方有学者提出了公共福利的成本分担观点，许多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低价住房体制的欧洲国家逐步扩大了个人付费的比例和范围。
中国的“教改”、“医改”、“房改”正是在这一国际大气候中开始的。然而，中国的这些改革并没有仿效欧洲发达国家的改革模式，逐步扩大个人负担的比例，而是迅速减少政府负担的比例，把负担的包袱转嫁到民众身上。
当然，政府不愿意承认它急于甩掉社会福利开支这个“包袱”，于是，“市场化”就被拉来作为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正当性”的理由了。
主张“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的“主流派”用了三个理由来解释公共服务业价格暴涨：
其一是“转型因素”――通过涨价将过去被扭曲的人为低价恢复到“正常价格”；其二是“资源有限”、“成本推动”――教育、医疗资源不足，土地资源有限，资源短缺导致成本上升，不涨价不足以维持学校、医院的日常运作；其三是“需求真实、强劲”――即使涨价了也仍然不能完全满足日益富裕的国民的实际需求。
客观地说，这三个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都故意忽视了二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公共服务业价格的暴涨将构成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权益侵害。第二，公共服务业开支如何在政府、民众之间分担，事关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如果听任其价格暴涨而同时将负担完全转嫁给消费者，意味着政府故意取消社会福利政策。
这种施政是否具有正当性，是否妨碍社会公正，不仅仅是经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社会政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事实上，这两个基本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集权国家的民众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并不奇怪，那么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的学者也三缄其口，假作不知，就十分奇怪了。为什么没有人去放抗呢。
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上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只是被人为地消灭了30年而已。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公共服务业难道不是一向在市场经济下运转吗？
虽然那时的政府没实行什么社会福利政策，但那时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价格并未让城市的中等收入家庭感到无法承受。如果说，民国时期的城乡贫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是旧社会的过错，那么，今天这一幕的重演又是谁的过错呢？
一些认为目前的教育、医疗、住房“价格合理”的人，有选择地作了一些“国际比较”，试图证明他们的观点。
比如，把中国公立大学的学费与美国著名私立大学的学费对比，把中国城市的平均房价与世界上最昂贵的东京市中心商业区的房价对比，如此则似乎中国的这些价格并不算高。这种国际比较无疑有误导之嫌。他们为什么不比较同样属于中低收入的穷国（如印度或非洲法语区国家）呢？
在印度，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260卢比住宿费，两项合计相当于人民币70元。在实行高福利制度的欧洲国家，大学、医疗基本公费的体制实行了几十年，却似乎丝毫不能引起中国的“教改”、“医改”、“房改”设计者的兴趣。
为了对比中美两国目前大学学费的情况，我的女友依玉也作了一个“国际比较”。按以官方汇率换算的学费绝对数看，中国大学生平均每年5,500元左右的学费和14,000元左右的个人生活费确实比美国低得多。
前些年，美国4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每年是4,694美元，2年制社区大学的平均学费每年是1,905美元，4年制私立大学的平均学费为每年19,710美元，哈佛、耶鲁等私立名校的学费则更贵。
2004年美国的人均gdp是39,509美元，比中国（人均1,269美元）高30倍以上，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764美元，比中国城乡平均可支配收入（约5,644元）高55倍，比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937.4元）高100倍，是中国西部12省区农村人均纯收入（2,157.91人民币元）的150倍。
按此计算，一个美国人花费大约1年零2个月的收入可供养一个青年人上完4年制公立大学；而一个中国城镇居民若要供养一个青年上完4年制大学则需花费16年的全部收入，一个中国农民要花费19年的收入，中西部省区的农民则要花26年的全部收入。显然，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学费负担高得多。
此外，美国有“佩尔助学金”、“补助教育机会助学金”、“帕金斯贷学金”、“斯泰福贷学金”、“学生家长贷学金”、“联邦直接贷学金”、“工读”、“全国服务信托”等八个由政府依法施行的资助计划，大约60%左右的学生可以获得其中一项或多项资助。
而在中国，所谓的“奖、助、贷、减、免”扶助方案则无一项真正落实到位，每年都有若干贫穷家长因交不起子女的大学学费而自杀
虽然那些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低收入阶层无法按“市场价格”支付教育、医疗、住房等开支，但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资助。
这作为一个道义性原则，本来是应该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设计中，并通过新的体制实施的。甚至可以说，只要面向低收入阶层的这些社会保障性安排未落实，“市场化”的“教改”、“医改”、“房改”本来是不应该贸然出台的，否则就会威胁到低收入阶层的生存。
然而，在一个热衷于讨论“崛起”的中国，这一道义性原则居然无声无息地被掩藏了起来。那么多享有学术地位的学者，竟无人想就此提醒政府。
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派”似乎也从来不愿意披专制政治的逆鳞，如果这个政府推行的“改革”侵害了民众的利益，他们理所当然地站在政府的一边。忽视了人民
然则从实际意义上讲。无论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外部性”、“溢出效应”或“社会回报率”的角度，政府都应当负担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相当比例的开支。
任何国家所征缴的各种税费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此项开支。
毫无疑问，“福利国家”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最多；即便是在主张“最小限度国家”和“政府没有教育权”的国家，政府也有义务承担部分公共服务开支。
那些主张“大幅度削减公共福利”的自由主义主张其实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削减福利之前政府应先“大幅度降低税率”。
一个政府是否在合理税赋的前提下最大化地增进社会公益、减少社会贫困，这是衡量其财政税收体制之合理性、判断其统治之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然而，目前的中国是什么体制呢，却是一个世界上最坏的体制，即是一方面利用专制集权“加大财政汲取能力”，另一方面又以经济“市场化”为名大量削减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
用通俗的话说，这种体制就是：千方百计多收税，死皮赖脸少付帐。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承担部分教育、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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