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如琢和忆怡已经两岁多了，而玥玥已经三岁多了。佩妮看着几个可爱的孩子，心里一片惆怅，她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但她知道不可能。
尽管佩妮和无双很少在一起，但有时候，钱正的那些生意上的朋友并不知道钱正和佩妮的尴尬状态，加上佩妮出众的容貌，他们常常会向钱正提出请佩妮一块吃饭的邀请。佩妮因为不想给钱正太没面子，还得经常演戏，装出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的样子，这是佩妮最不愿做的事，但还不能不做的事情，她烦透了。
他和钱正早已经是形式上的夫妻了，他们都尽量避免着同一时间回家，因为已经很难装作没事了，彼此心里都感到堵得慌。
这时候，刚好单位安排佩妮到一所大学里进行一个短期培训，她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钱正，不用回家了。哪怕什么事也没有，她也装出一副很忙很辛苦的样子。她宁可在街上闲逛以打发时间，也不愿和钱正在一起。
这期间，她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心理学教授——陈启。
那天，当陈启走进教室的一刹那，佩妮就被他儒雅的风度吸引因住了，陈启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手势她都觉得与众不同。
陈启个子不算高，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很风趣，表情似笑非笑。从他走进教室的那一刹那，佩妮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他身上了。同时，他也发现，陈启的眼光也不时扫过她的脸庞。
晚上，短训班看资料片，陈启有意无意地坐到了佩妮的身边，佩妮对他笑笑，礼貌地打了个招呼，陈启也没多和她说话。看完片子，两人很自然地一起聊着走出了放映室。
佩妮说：“听你讲课，我会不由地反省我自己，我觉得自己活的像另外一个人，想的是别人的感受，找不到理由来摆脱自己的困境。”
陈启说：“中国的文化体系本身就是压抑个性需求的，从古到今都提倡舍小我，顾大局，舍生取义这样的精神倾向，这种倾向对于国家、民族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生命个体的快乐。男人为责任而活，女人为家庭而活，父母为子女而活。在这样的循环里，大多数个体并不以不快乐为意。某种层面上说，我们的传统就是忽略个体生命快乐本意的。”
陈启这段高论，触动了佩妮的心事，他真的希望有人给她指点迷津，于是就问：“那如果大家都去追求个体快乐了，国家、社会、集体、家庭的社会责任该谁来承担呢？”
“个体的生命快乐和国家、社会、集体、家庭的社会责任其实并不矛盾。我们的问题是把这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而忽略了个体的生命快乐。”陈启微微笑了一下接着说：“在正常社会状态下，人们如果都感到了个体的快乐，其实也就间接维护了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已经为社会尽了了自己的责任。”
佩妮又问：“按你的意思，那在非常时期呢？个体的快乐还重要吗？”
“非常的社会自然也就有了非常的人。遇到战争、天灾，就算你想追求生命的快乐，客观环境也不容许了。比如抗日战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