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的东西出现了——溃兵。
成建制的绿营投降或者解散以后，大多数人会回乡。
可总有人不愿意回去。
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带着刀枪，在山里和乡间游荡，粮食吃完了就抢，碰上落单的商队或者旅人也抢，运气好兴许饶你一命，运气不好直接就做了刀下亡魂。
这些人对野战旅没什么威胁，却很耗费时间，一个连背着装备跨越千山万水去追十几个溃兵，属实是不划算。
于是地方守备力量开始出动，原本的清代辅助军离开县城，在现代教官的带领下维持治安，清剿土匪和乱军。路上遇到溃兵全毙了或许有无辜的，可隔一个毙一个一定有漏网之鱼。
到五月二十日前后，延安到绥德的主要区域治安已经趋于稳定。
延绥镇方面曾经再次凑过一支队伍试图阻挡现代部队的北上。延绥镇的兵先前已经挨过一轮重炮，亲眼见识过现代火力的厉害，之后居然还能重新拢起人马再来一次。别的不说，这份胆气确实称得上勇气可嘉。
可双方真正接触以后，战斗呈一面倒，一触即溃，不过追击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前线很快停了下来，比起追几十里抓散兵，把道路修好显然重要得多。
秦岭以南则从一开始就快不起来。
第十旅走商州方向，相对还算顺利，工兵跟着先头部队，一边走一边修，商州、洛南、山阳几个重要城镇逐步被控制。
关中接连失守的消息传过秦岭时，汉中府里起初并不太相信。潼关、凤翔离得远，外面传得再凶，也总有人觉得是商旅添油加醋。况且秦岭横在北面，几条山路险窄难行，历来就是关中和汉中的天然分界线，府里几个武官甚至觉得，北边那些会跑的铁车再厉害，到了山里也得停下来，人和炮总不能长翅膀飞过来。
这种话说了没几天，北边的溃兵开始陆续翻山进来。旗号、口音各不相同，有凤翔退下来的，也有更北面的绿营和团勇。他们说起那些战事时，口径却出奇一致：异人像在天上长了眼睛一样，他们走到哪里对面都知道；人还没看清在哪，阵地已经挨了打；真要逃走，逃亡路上往往早已有人等着。
到了这一步，城里再拿“秦岭天险”安慰自己，底气便显得不足了。
汉中知府一连召集地方官、营官和士绅议事。名册上的兵看起来不少，可真正能用于作战的，懂得都懂。城里几个大户更干脆，话说得很明白：朝廷援兵在哪里没人知道；真要把汉中府打烂，最后受损失的是全城的人。
第十一旅抵达汉中外围后，并没有马上动手。汉中府城保存着大量旧有建筑和历史遗迹，真要在战火中被破坏有些得不偿失。旅部因此先封住几条主要出入口，把炮兵阵地摆开，随后向城内送去了最后通牒。
天亮以后，城头的旗撤了。
上午，府城北门开启，汉中镇官兵分批出城，在城外空地集中放下火枪、刀矛和火炮。知府、南郑知县以及几名主要武官随后出城，向第十一旅交出印信、兵员册和军械库清单。整个过程没有开一炮。
到中午，第十一旅已经开拨进入府城，汉中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落了下来，他们也没有马上继续向南推进。汉江运输、城内治安，全要重新整理。这时候再往前急于推进，意义已经不大。
第十二旅沿汉江往兴安府推进得最慢。出了汉中盆地以后，道路很快收紧，许多地方只能容骡马和行人通过。
再往东南，地方上的情况也比关中复杂得多。会党、地方团练、逃散绿营和流民武装混在一起，有些人白天是乡民，晚上便带着刀枪进山。部队往往刚接收一个县，第二天就得派人去处理附近几股互相械斗的地方武装。
到了五月下旬，各旅送回来的日报已经很少再出现成规模的战斗。
月底的军事会议上，秦振岳站在大屏幕前，把各部队当天的位置重新看了一遍，剩下还没有完全接通的地方，大多在榆林北部、兴安府山里和几处靠省界的偏远县。
从军方的地图上看，陕西已经几乎完全光复。
可政务工作完全是一头乱麻，随后跟进的政工队伍和清代辅助军也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秩序。许多地方重新清查以后才发现，实际人口、粮仓存粮乃至田亩数量，都与原有册籍上的记载相差甚远。什么隐田、寄庄、绝户田，还有新开垦的土地，当地官吏根本说不清。
枪炮可以迅速占领这些土地，可要把一个个县真正链接起来，让人口、粮食、税收和基层秩序重新运转，逐步变成能够持续提供人力与物资的有生力量，恐怕一年都未必算慢。